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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与唐继尧那一次争吵之后,朱德回到家,便再也没有出过家门。整天的闷在家里,就待在卧室里,连院子也不去一次,吃饭那,就由昆明城里,他这个临时住所中,所配备的下人给他送到卧室,然后等他吃完了,自然有人来收走。
日复一日,就这么,朱德已经就这么待在家里快要十天了;对于认识他,熟悉他的人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
朱德这个人本身就是那种闲不下来的人,再多的工作,再繁重的任务,交给他,他必然是毫无怨言的接下,并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事情完成好。想这个样子就这么颓废的待在家里面,还真是第一次见到。
其实这也可以理解,上一次在唐继尧的办公室里,因为李根源被撤职一事,他僭越身份的,面对面与之发生了一次言语上的冲突,而且颇为激烈。不过,纵然他有礼有节的阐述出了自己的观点。
但是没办法,常言说的好“官大一级压死人”,唐继尧毕竟是云南督军,而他只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特别行动团的团长罢了。虽然他是上校军衔,可是这又有什么用那?他手中的权利就那么一点罢了。
这就如蔡锷一样,虽然位列北洋政,府陆军上将,可是他还不过就是空有一个“昭威将军”的名号吗?没有职位,再高的军衔、爵位又有什么用那?
所以当他无力抗争的时候,他选在了自己最不愿意选的方式,那就是像这样,“自甘堕落”的待在家里面,不作为,不理军务,他想用自己的行动表明自己的立场以及自己坚定的决心。
可是这真的是没用的,快要十天了,特别行动团的正常运作没有一个决策人管理,也已经十天了。虽然因为之前一直处于严肃管理下,而井井有条,毫不紊乱,但是这却也不能就表示这个队伍不需要一个最高的决策人。
军队和地方上的组织是不一样的,地方上,就算是最高领导不在的话,那么只要不是极其特别的问题,一般的在职人员,都是可以照顾、处理的,可是军队不同,因为军队里面的内部体系的问题。
就决定了,一个萝卜一个坑的现实,多了一个两个还可以,可是任何职位上要是少了一个两个人的话,甚至可能导致整个体系上出现问题。因为毕竟这是出于非战争的状态下,军队的日常事务偏向行、政方面。
可如果是在战场上的话,那么这一切问题就不存在了,因为再战场上,如果一个军官战死的话,那么很自然的就会有另外一个人来接替他指挥队伍;当然了,这样的前提是必须是在战场上。而现在的情况自然是不可以的。
可即便是这样,朱德就这么在家里呆了这么多天,不但没有人来找他,要求他马上回到队伍中去,甚至连一封申斥的文件都没有。
这就不能不让人觉得奇怪了。为什么会这样那?其实朱德本人也是想不通的,但是可能吃出于他的英雄气的问题,所以对于这件事他才去的态度是四个字——不闻不问。可是朱德可以不闻不问,而他的手下却不能如此啊。毕竟军队是朱德一手带出来的,他自己可以因为意气而不做什么,可是其他人,不行。
就在这一天,朱德手下的参谋长,就赶到了昆明城,来到了他的家中。
朱德还是依旧待在卧室里,就在这接见了这名李姓的参谋长。看到参谋长,一来,朱德不由得先是一愣,因为他没想到李参谋长会到家里来找自己,不过既然他已经来了,朱德自然还是要笑脸相迎了。毕竟他的“气”与他手下这些兄弟们没有关系。
说到这就必须要说一说朱德对于带兵的态度了。有很多人,他们的带兵的方式大概就是两种,而且这两种方式在地域区别上可以明显的区分出来。
第一种带兵的方式,就是皖系、滇系常用的办法,那就是明确等级地位,军人与长官之间的关系,然后用军纪、军令来约束队伍,用功奖、罪罚的方式来激励他们,同时按时关饷,来收拢队伍中的人心。这是有着南方特点的带兵方式。
而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和士兵交朋友,虽然也有明确的等级地位关系,但是长官和士兵间的关系更亲近,而且作为长官的也乐得和手下人称兄道弟,常常打感情牌,打家乡牌。对于队伍约束力完全来自于长官的个人威望,而军纪则是配合的一小部分罢了。
而且就关饷这个问题上,第一种带兵方式在关饷上,是如期按期,严格按照规定的额度进行的。而第二种则不是这样,虽然基本上第二种方式,关饷的时间也是要按照规定的时间与额度的。
但是在某些时候,他们因为与队伍中士兵的关系较为亲近,所以有时候可以提早或是延后关饷的日期,当然了,在额度上,也是可以利用情感牌来进行小幅度调整的,有钱的时候就多给点,提前给一点,没钱的时候就少给一点,延后一些日期。
也可以说,第一种方式是中规中矩的,是严苛的规则性方式,而第二种方法则是带有草莽气息,绿林味、江湖气较重的方式。
这也就使得南北方的军队的最高层,以及整个军队体系上,有着明显的差异。举例来说,比如南方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徐树铮,和他手下的队伍。就是中规中矩,所以这也导致了南方队伍中,作为军官的人,多是科班出身,或是毕业于各个讲武堂亦或是留洋派、士官派。
而北方的代表性人物就是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了,就拿二十七师举例,二十七师的高级军官中,大部分都是草莽出身有的甚至是由匪转官的,这是因为其最高领导也就是张作霖本身,就是绿林出身的缘故。而且他们的带兵方式在很多时候都是富有江湖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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