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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里藏刀”这个成语,是形容阴险小人在人前和颜悦色,但实际上却是阴险毒辣。
后晋史学家赵莹编撰的《旧唐书》当中,给李义府立传,其中说:“义府貌状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阴贼。既处权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辄加倾陷。故时人言义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谓之‘李猫’。”
“笑里藏刀”,说的就是李义府……
史书之上,李义府是与许敬宗同流合污、沆瀣一气的奸佞,是“废王立武”的主力,是颠覆大唐的罪臣,是遗臭万年的败类。
然而实际上,这两人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许敬宗败在人品之上,此人贪财揽权,毫无底线,为了上位做什么都行;而李义府这是纯粹的奸佞,不仅品德败坏,而且心狠手辣残忍暴戾。
此人曾规劝时为太子的李治:“勿轻小善,积小而名自闻;勿轻微行,累微而身自正”,又说“佞谀有类,邪巧多方,其萌不绝,其害必彰”,说得头头是道舌绽莲花,结果欺男霸女贬斥同僚,无所不为。
许敬宗若是没有响应的身份地位,也就是一个小人,不足以对朝政造成破坏;而号为“人猫”的李义府却是投机钻营,无所不用其极,这人一身本事,只要有一口气在,就能逢迎上意阿谀谄媚,最终身居高位,坏事做尽。
当然,这两人之所以能够遗臭万年,更多的还是给李治背了黑锅。
史书上说是这两人号召引发了“废王立武”,导致大唐国祚最终沦落于一妇人之手,实际上大谬特缪,试问,李治尚为太子之时,许敬宗官拜东宫右庶子,李义府则为太子舍人,这两个位置都是太子绝对心腹,是李治的嫡系班底,岂能被武则天所蛊惑,与其沆瀣一气“废王立武”?
没有李治的默许甚至支持,这两个油滑奸狡世所罕见的“能人”,绝无可能投靠武则天,反而将李治耍得团团转……
真正的原因,更应当是王皇后身后的世家门阀对于李治的皇权产生了威胁,李治延用其父之策略,利用门阀势力上位之后,便将其一脚提在一边,从而巩固自己的皇权。
历史就是如此,真相早已湮灭在时光尘埃之中,我们所见的不过是管中一斑。
就如同南宋宰相韩侂胄一样,这样一个励精图治、整军备战、对抗蒙元的名臣,死于投降派的暗杀之后,依旧硬生生被《宋史》说成擅权霸道、无谋浪战的一代奸臣,甚至于秦桧并列……
何也?
因为《宋史》是元朝修的,你能指望蒙元对一个率军抵抗其南下的大臣保持公允、歌功颂德么?而韩侂胄自从上位的那一天起,便极力反对程朱理学,将程朱门徒打压得狼狈不堪,及至元、明、清三朝程朱理学兴起,他们岂能不极力诋毁韩侂胄呢?
尤为重要的是,元朝修《宋史》,立了一篇《道学传》专门推崇程朱理学,程朱门徒又依南宋《国史》立《奸臣传》,不列入史弥远,反而将韩侂胄与秦桧并列,辱骂他是“奸恶”……投降蒙元的是这些人,后来开门恭迎女真的还是这些人,程朱理学的优劣尚有商榷,但是这些门徒却是毫无气节、无耻之尤。
是非黑白,如此而已。
所以,那些个所谓的史书,看一看也就罢了,万万不可当真……
房俊觉得必须找个时间跟大哥谈一谈,房家有父亲的余泽在,有他在,大哥自然可以不谙俗务、放飞自我,饮酒吟诗也好,钻研经义也罢,无所事事亦未尝不可,但绝对不能亲近那等奸佞寡义之辈,那是有可能给房家遭来灾祸的危险。
只不过他心里对于大哥能否听他的劝阻也没底,房遗直那个家伙比较纯粹,心性耿直,说白了就是智商还可以、情商不大够,认准了事情极其执拗,八匹马也拉不回……
看来,得寻个由头敲打李义府一番,不要将主意打在房遗直身上,否则这位一根筋的主儿,指不定在人家撺掇之下就能干出什么蠢事来。
必须防微杜渐,将一切危险扼杀在萌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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