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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明风云录</p>
第五卷卧薪尝胆</p>
第三章 社稷动荡时局乱</p>
第十节 红丸疑云(下)</p>
在韩火广离开之后,方从哲独自一个人在体仁阁里又坐了很久,脑海里不停的冒出许多想法来,将自己的心绪弄得十分杂乱,久久不能平静。</p>
在勉强平复了一下心绪之后,方从哲便开始认真思考正事了。对于自己带领李可灼进献仙丹一事,方从哲已经预料到明早就会有无数弹劾自己的奏本飞进来,弄不好那些御史言官还会给自己扣上一顶"弑君"的帽子。毕竟按照那些御史言官的脾气秉性,肯定是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将自己扳倒的大好机会的。</p>
想到这里,方从哲顿时就感到了一阵恶寒,那些御史言官可都是一些吃人不吐骨头的家伙啊,无风都能起三尺浪的角色,看来明日这一关可是不好过啊。</p>
方从哲皱着眉头不停地思考着对策,想了好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划过了方从哲的脑海:按照大明旧例,一旦皇帝驾崩归天,其立下的遗诏需由内阁首辅代拟!方从哲思来想去,觉得自己只有利用代拟遗诏的机会,在遗诏中申明服用红丸仙丹是泰昌帝自己的意思,把责任一股脑推到大行皇帝的身上去,这样一来自己面对即将扑面而来的弹劾、指责就能从容应对了,也许还能借着此举杀出重围,平安的渡过这次难关。</p>
于是,方从哲连夜按照泰昌帝驾崩之前言语之中的意思,草拟了一份遗诏,并且将服用红丸仙丹一事的责任都推到了泰昌帝自己的身上。做完这一切之后,方从哲长出了一口气,又看了一遍自己起草的遗诏,确认无误之后便返回府中休息去了。</p>
次日,果然不出方从哲所料,泰昌帝驾崩的消息公布之后,顿时就引起了整个朝廷的轩然大波,满朝文武都叫嚣着要追查泰昌帝的确切死因,仅仅两天的时间,送到内阁的相关奏折就达数百件。而在这其中,已经有不少的奏本公开指出,给泰昌帝服用泻药的内侍崔文升,最初曾在郑贵妃属下任职,后来才由郑贵妃转荐给泰昌帝。崔文升竟敢用泻药摧残先皇,其背后必定有人指使;而李可灼滥用来历不明之药,进献给泰昌帝,最终导致泰昌帝突然驾崩,其行径之恶劣、罪行之严重,可谓是大明开国以来之最,应该当即将其刻抓捕下狱,一定要问出其背后的指使者。</p>
方从哲见状大急不已,生怕将自己牵连其中,于是便迫不及待地征得了众阁臣的同意,马上颁布了由他亲笔起草的遗诏。遗诏中以大行皇帝的口吻夸奖了李可灼一番,并诏赐其银币,丝毫没有提及方从哲、韩火广二人。这份遗诏一下,满朝文武顿时群情鼎沸,朝臣们都知道这份遗诏是出自首辅方从哲之手,无形中更是把方从哲与红丸案紧密联系在了一起。</p>
就这样,时间在满朝文武的喧嚣之中流逝着,转眼到了十月中旬,追查"红丸案"的呼声达到最高潮,礼部尚书孙慎行和左都御史邹元标接连上了两道令人瞩目的奏折。其中孙慎行指出:"方从哲两次带领李可灼进宫献药,其纵无弑君之心,却有弑君之罪。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这就给追查"红丸案"元凶定下了基调。</p>
而在方从哲和众臣你来我往的争论之中,太子朱由校的登基大典如期举行,新皇年号“天启”。当年依旧是泰昌元年,次年再行改元天启元年。</p>
在天启帝登基之后不久,方从哲便有些坐不住了,面对几乎是一边倒的局面,方从哲心中忧虑不已,思来想去之后,便写了一道很长的奏本,在奏折中方从哲一面详细的为自己进行了辩解,一面十分诚恳地提出了希望退隐的要求。</p>
方从哲的这份奏折递上去不到十天,天启皇帝的批准谕旨就下来了。十一月初,这位执政八年的老臣,带着几名家人十分凄凉的离开了京城,而在方从哲离开京城的时候,满朝的文武官员竟是没有一个人前来送行。</p>
虽然方从哲因“红丸案”被迫告老还乡,但是面对泰昌帝的猝逝,朝中的大臣们依旧是群情激奋。御史郑宗周、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等一大批御史言官均指出“红丸案”与多年前的"梃击案"是出于同一"奸谋",即有人必置泰昌帝于死地;刑部主事王之采更是直指泰昌帝之死与郑氏、宠妃李氏等阴谋夺权有关。</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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