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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以后,在市政法委干预下,市公安局终于同意,让刑警队协助交警大队,调查高崎那起事故。
事故已经进入定案阶段了,只是因为高崎迟迟不肯签字,才无法进入起诉程序。
这么简单的案子,还要再审查一遍,交警部门也有情绪,这不是浪费警力和资源吗?
他们只同意刑警部门派一个有经验的警官过来,复核一下案件卷宗。如果发现问题,他们才会同意重新调查。
于是,胡波就被派过来,查看那些原本就要入档的卷宗。
交警部门给了他一间独立的临时办公室,需要什么尽管吩咐。除此之外,大家都有手头的工作,脱不开身,就没有人陪他审阅这些卷宗了。
胡波知道,这是高崎能做的最大努力了,他也把所有翻案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
可是,卷宗做的十分严谨,证据充分。从卷宗和现有的资料里[第八区 ],胡波找不到一点疑点。
原先他关于驾驶室那个床单用途的推测,对高崎和胡丽丽讲讲可以,对专业办案人员再这样说,就缺乏严谨。
没有其他有力证据来佐证他这个观点,这个甚至连疑点都算不上。
你说床单是肇事司机用来固定身体用的,肇事司机不承认呢?从专业上来说,任何其他的机械拉扯方式,也有可以把床单弄成那个样子的可能。
这仅仅一个还有着许多其他可能的推测,根本不足以推翻这个案子。
想要推翻这个案子,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要寻找更多的疑点,和案件中其他不合理的地方。
这就是一个浩繁的工作了,仅凭着他一人之力,短期内是很难有实质性突破的。
可是,案件已经发生了一个月了。随着时间流逝,案件发生时的,许多没被注意到的有力证据,比如交警队以外的其他监控资料,目击证人的寻找和其对事件回忆的真实可靠性,等等,都会逐渐变的模糊而不可靠,甚至有些遗留在自然环境下的,尚未被发现的证据,也会渐渐消失。
现实已经容不得他有充足的时间,来吸收消化这个案件,慢慢分析。时间拖的久了,交警部门也会提出异议。
他只能去思考如何快速突破这个案子。
他曾经设想过提审肇事司机,利用自己的突审能力,从肇事司机身上,迅速打开缺口。
可是,如果肇事司机果然是受雇杀人,就一定会有人包庇他,甚至会有人专门教他如何对抗审讯,提前演练一套对抗审讯的套路。
这时候就提审肇事司机,万一肇事司机按着提前准备好的套路对付他,一口咬定床单不是他的,就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思来想去,胡波还是无奈地回到了,从可以得到的资料入手这条道上来。他开始调看事故那天晚上,肇事大卡车出现过的地方,所有交通探头的录像,逐帧进行分析,试图找出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影像资料很多,边看边思考,从早上来交警队报到,这一看可就是十几个小时。除了去食堂打饭,他就没出过那间办公室。
他是副处级干部,二级警督,晚上不下班,交警队也只好派个警员陪着他。
最后,连陪着他的警员都不耐烦了,劝他说“胡队,我知道你和高老板是同学,还是很好的朋友。您不在这个案子上找出什么来,对高老板不好交代。可是,我们也知道高老板手眼通天,对这个案子,我们也是全力以赴的。这个案子真的不复杂,就是碰巧了,事实很清楚的。您这样熬夜,对身体不好不说,实在是也没什么必要。”
胡波揉着有些发红的眼睛,严肃着脸对他解释说“在我眼里,这就是一个案子,至于案子的当事人到底是谁,我是不会考虑的。你记着,咱们是人民警察,每一个案件,都牵扯到人民的根本利益。案件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人民的一员,咱们都有义务和职责,去保护他们的权益。
办案过程中,咱们稍有疏忽,冤枉了任何一个人,都是对人民的不忠诚,都是对咱们人民警察这个称号的亵渎。咱们的疏忽,关乎到案件嫌疑人的切身利益,没准就会把人家毁了,甚至毁灭一个家庭。
所以,咱们必须得慎之又慎,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
他都把话说到上纲上线的份上了,警员也就只好闭嘴,舍命陪君子了。
熬到半夜,看警员实在熬不住,胡波就让他先去宿舍休息,有事情他再打电话叫他。
警员走后,胡波仍旧沉迷在那一大堆资料里,反复寻找,也没有找到任何的破绽,他甚至都怀疑是自己疑神疑鬼了。这没准儿还真就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
可是,接着他就想到。高崎对他讲的,不是没有道理。这件事情,与胡金川找高峰的事同时发生,的确有些过于巧合了。
他还是选择相信高崎。但他也意识到,这样沉迷在资料里反复推敲,已经毫无意义了。他应该换一种思路来思考问题,那就是假定有罪,反向推导。
他就坐在办公桌跟前的椅子上,半闭着眼睛,慢慢思想。假如他是那个肇事司机,被人雇佣,准备撞死高崎,他应该怎么做?
首先,他得知道高崎的样貌和行踪。这个不难,雇佣他的人,会为他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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