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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国会的权力,总是与战争结果息息相关。
君主执掌军队,打赢了,威望就高,就能压制贵族,甚至解散国会,加强集权。
打输了……
之前的查理十二世,能力还行,和俄国人打了那么久,虽然被俄国人赶到了土耳其躲避,可是能力还是有的。然而他却在回国后攻打挪威的途中,被一颗意外的子弹打死了——有说法,说是他妹夫、现在的瑞典国王开了一枪,引发了卫兵的反应,流弹误杀。
因着他死了,他妹妹的继承权顺位又在他外甥之下,所以国会自然而然地执掌了大权,废弃了绝对君主制。
要搞定贸易问题,首先要搞定议会。
而和俄国的多年战争,使得议会中的激进派们,无一不以“击败俄国、收复失地”为目标。
这就是一个可以利用的道德绑架,终究大顺和俄国在此之前爆发过战争,而且大顺又和法国眉来眼去,这一次又归还了大北方战争中被俘的瑞典俘虏,这让许多瑞典年轻贵族喜出望外:这是个天然的盟友。
此时瑞典的公共知识分子们,对中国的印象很好。
和伏尔泰等人一样,这些公共知识分子们,会虚构一个理想国。既然“地上天国”太虚无缥缈而且和宗教绑定,那么就需要虚构出一个现实存在的理想国,来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
这个理想国不能离得太近,如果离得太近,很容易被人去亲眼看到,然后必然幻灭。
所以这个理想国得很远,寻常人接触不到,才能可劲儿的抡圆了吹,夹带自己的私货。
这个理想国必须长寿且强大。
绝大多数普通人,都是嫌贫爱富且以成败论英雄的,越富庶、越强大,这个理想国就越有吸引力,成功者拉屎都是有道理的,失败者努力都是浪费时间。
比如几年后瑞典人为了鼓吹议会制和出版自由,出版过一本书,叫《唐帝国(618-907)的审查制度》,吹嘘道:唐帝国的皇帝是文明的皇帝,他们走进民居,倾听每一位民众的呼声。他们为民众谋求福祉,任何人民都可以向皇帝提出自己的意见……
这要是不知道的,看过这本书后,估计要以为唐朝就有自由出版法案和民议会制了。
正是越缺啥,也要在“理想国”中描绘什么。
瑞典是此时欧洲出了名的“莫谈国事”——不允许出版任何政治书籍,只要是写成字就不行,甚至包括私人信件——如果私人信件大谈国事,一样要被判刑。
这种情况下,国会很容易被煽动,民众的思想也很容易被控制。对俄国的复仇主义思想,可以讨论,但是不准写字。民众愚昧到了极点,很容易被商人、贵族、有钱人煽动,这正是这些东印度公司股东们可以操作的地方。
比如卡姆比尔所说的,谁不支持大顺的商人参股,谁就是卖国贼。
这是个绝佳的切入点。
而且……此时的瑞典,一场党争正在酝酿,这些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们,可以决定这场党争的失败者是谁。
…………
斯德哥尔摩。
瑞典的国会是与别处不同的:都是分成等级和党派,开会的时候比谁的嗓门大,假装可以做出决定国策的决定。
等级院却不同,他们分为四个等级,多出了一个农民等级,因为瑞典的农奴制和封建制并不完整,超过一半的农夫是自由农民,而非隶属于贵族庄园。
国会召开的时候,议员们商定法律和税收——这是1723年女王王夫上位的妥协,之前是没有的——议员们会按照指定的税收标准盯着,谁违反了谁就下台。
法律和税收,并不是国家的部内政和外交,真正治理国家的,也不是这个乱哄哄的议会,而是一个75人的秘密委员会,以及一个在议会休会期的参政院。
贵族、僧侣、商人和小市民、农民,虽然都有四个等级的国会议员,但75个参政院秘密委员会里,并没有农民的存在。
曾经的女王的丈夫、现在的瑞典国王弗雷德里克伯爵,是真正主持国政的九人参政会中,唯一有两票的人。
不过自从1723年新法否决了双王共治和绝对王权制,将立法权交给国会之后,国王便忙着找情人和生孩子——正妻无所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
反正他是神罗的伯爵,自己在神罗有封地,王室开销不用看这群瑞典人的脸色。
此时真正主持瑞典政策的,是瑞典的首席大臣,阿维德·霍恩。
如果只是从政策上看,这是一位温和派。但如果说的难听点,这位叫“英俄派”。
他的脑子还是比较清醒的,瑞典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再是那个脚踢神罗、殴打北方的雄狮了。
所有的政策出发点总结成一句话,就是韩非子的那句“国小而不处卑,力少而不畏强,无礼而侮大邻,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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