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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是小打小闹、而是要造大反的想法,若是说出来,简直就是特大反贼这四个字写脸上了。

他不想把这个四字写在脸上,故而这种想法是压根不能说的。

东方西方一起亮,殖民地就这么大,世界市场就这么大。

如果第二次工业革命能在亚欧美同时发生,东西方同时崛起两大工业体,巨量的生产力激增,爆炸一样的生产相对过剩,毁灭先发吸后发血的机会,大家卷起来。

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在二次工业革命时候,是可以爆发的。

而于大顺,只能说,萌芽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想要成事,该怎么办。

他们想成事,只能宁可少赚钱、加成本,也要拼了命了往外打,不能盯着国内。

工业化的痛,是在外货冲击下,地主都要活不下去、普遍破产劣绅化的那种剧痛。

痛不欲生的那种痛。

但有句话讲,叫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你说你打不过乡绅地主、小农佃户,你还打不过洋人夷狄天竺土邦南洋酋长吗?

是李自成刘宗敏百万起义军可怕?

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印度各土邦可怕?

哪个能惹得起哪个根本惹不起,这是心里完全没数啊。

他们心里没数,刘钰就得约束他们,逼着他们别惹那些惹不起的人就这小身板,两下就被人锤爆狗头,全挂路灯了。

这几年松江府港口建设的不错,从荷兰那边学来了路灯建设模板,加之新城区可以规划建设,反正路灯是早早准备好了。

如今刘钰也真是没什么太多的办法了。

英国圈地运动的目的,不是圈地,两目的一是养羊,搓羊毛;二是制造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大顺圈地的目的,也不是圈地,而是种棉花,搓棉花。至于圈出来一群廉价劳动力,最好是没有,这玩意儿不圈都动辄十万百万——英国圈地法令配套的,是失地农民入城必须进工场做工,否则割耳朵,不准琢磨着当农民、掘地垦耕;而对大顺灾民流民来说,则是做工管饭还给钱,还有这样的好事?

棉花这玩意,尤其是墨西哥长绒棉,又奇葩地适合轻微盐碱地,所谓“无盐不见棉”。

除了前朝大明留下的苏北这片民不聊生的好地方,也真就没更好的地方了。而且距离苏南又这么近,水运海运都发达,简直是完美的原材料产区与工厂配套。

连改种能配套将来机械纺织的长绒棉,都步履维艰,要非有此国运,怕也极难。当真是每一步都如履薄冰,悬于一线。

每一步都走的过于奇葩,刘钰看看林敏,心道昨日的同路人,指不定哪天就彻底决裂意见相左了。

前一秒还是同路人,下一刻就是死敌的事,以后不知道还要发生多少。

…………

在刘钰还在返京的途中,京城里关于变法这件事,倒是基本很安静。

皇帝明确地划分了变法的边界之后,虽然每天都有各种各弹劾奏章上来,但不管是皇帝还是写奏章的人,都明白这是一个日常罢了。

弹劾总得有。

办不办那又是另一回事。

或是叙州府强行立土地永佃契约降低井盐开发成本、或是淮北盐改导致许多盐户破产沦为无产赤贫、亦或者苏北垦荒的一些关于圈地补偿出现的人身伤亡……

不管怎么说,弹劾这个流程都要走一遍的。

只是,既沦为了日常,暂时看意义倒也不大。

反倒是,另一件大事落在了京城朝堂之中——这个此时全世界儒学学术水平最高的、通过科举考试而选出的儒学最高圈子,在改元之后,不得不开始构建意识形态了。

永嘉、永康学问,产生于特殊年代,是有点霸道的学问,是试图发展工商业、夺回故土复燕云十六州的学问。

换言之,这是危急存亡之际好用的。

但是,现在的大顺处在一个看起来烈火烹油的盛世,军改之后,不管是陆军还是海军,都有了与世界其余列强一战的实力。

这本身也不难。

克里米亚战争之前,可以说,蒸汽机的使用并没有带来军事上的革命性改变。

沙俄靠着手工业工匠搓火枪大炮,凭着自身体量,依旧搓出来个欧洲宪兵、欧洲压路机的身板。

大顺的体量,搓一个前装枪时代的压路机身板,单纯技术上的考虑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但正如刘钰之前和那些人讨论过的,所谓“奢侈的盛世的绝望”,对儒生来说,这才是这次改元惟新的最大问题。

对刘钰来说,不是。因为他压根就不对这个古旧学问充满希望,既无希望,也就不存在绝望。

但对儒学来说,这个问题很严峻。

这边意识形态构建的基础,是血缘,是家庭,是国家,是社稷,是天下。

在刘钰派舰队出访瑞典、在英国舰队在广州补给去攻打菲律宾之前。

国家、社稷、天下,是一个基本算是一致的概念。

儒学,是普遍的、世界性的、万世的,或者说,是一种自认为是普遍性的学问。

因为,在此之前,世界、天下,就在九州这个圈子的范围之内不远。

但在刘钰派舰队出访瑞典、在英国舰队在广州补给去攻打菲律宾之后。

国家、社稷、天下不再是基本一致的。

世界、地球,才是地理范围上的天下概念。

大顺改元惟新,不同的人看到的意义是不同的。

对于天底下顶尖的儒学大师而言,这一次改元,意味着他们必须要推出一个说的过去的意识形态了。

面对着欧洲的发展、交流的增加、宗教的入侵等等,包括大顺禁教在内的很多问题,因着基础的改变,意义也就不同了。

满清禁教,是关上门继续当天朝。

大顺禁教,是打开门,想要继续在世界这个圈子里混,出台手段打了一场宗教自卫战,为以后走出去做准备。

这个不是嘴一张就能定性的,而在于大顺在禁教的几乎同时,派出了庞大的访欧使节团。

并且下南洋是非常主观、且主动地利用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并且在战后参与和会。

虽然基本上算是去打了个酱油,“诸侯会盟”连个执牛耳的地位都没捞着,但齐国公日后确实可以说当初亚琛合约签订的时候,我就坐在那。

因为有油画。

这种类似的区别,引申到大顺改元,并且内帑海贸财政收入能够和盐税、甚至一部分亩税抗衡的,且开始主动参与世界贸易的时候,摆在现在大顺的顶尖儒学大师面前的问题,就非常严峻了。

儒学,是万世的、普遍的、世界适用的?

儒学,是地方性的、中华文化圈适用的、和别的学问平起平坐的?

儒学,是仅适用于特殊地域、特殊社会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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