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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上街已经将近十天的华人,终于打开了自己的房门,不用担心走在陆上被人当做“叛乱支持者”,而被枪决了。
移民的事,与他们无关,他们有居留证。
连续关门的这十余天,他们算是因祸得福,让巴达维亚知道了这些华人小市民对巴达维亚的重要性。
关门的这十余天里,整个巴达维亚几乎停摆了:衣食住行、饭馆旅店、菜贩屠夫、妓馆赌场、鱼市烟馆、尿桶粪车,几乎都是在华人的控制下。
直到华人再度打开了门,巴达维亚才再度成为了一个城市,而不是一座死气沉沉的堡垒。
城里的监狱,也打开了门。
之前被抓的没有居留证的贫民、奴工,在这种时候靠着对朝廷最后的一点信赖,排着队在巴达维亚的城门口领钱,去办理居留证、缴纳人头税。
每一个领到钱的人,都会跪在地上喊一声吾皇万岁,然后再把钱交到荷兰人的手里。
念出自己的名字,从荷兰官员那拿到一张居留许可证。
这些曾经要被罚做苦役的人,作为第一批前往锡兰的华人移民。
和所有奴隶市场的行径一样,在登船之前,用灼伤身体的石灰水泼在每个人的身上消毒,再排着队登上前往锡兰的船。
城里的华人,闲汉们选择去码头那看热闹。
而但凡有些正经营生的,此时都忙的脚朝天,关门十余天导致巴达维亚停摆,正是报复性消费的时候,各处都在忙碌。
城中的一处华人民宅旁,一个名叫乔格·史瓦兹的木匠,正提着几瓶甘蔗酒,来看望他的华人邻居。
从名字上就能知道,这不是个荷兰人,多半是个德国那边的人,在巴达维亚做木工。
邻居姓孙,在这里也住了很久了,两家的关系不错,常在一起喝酒吃饭。
史瓦兹没有敲门,就像是往常一样,喊了一声“孙”,就推门径直地走了进去。
院子旁的厕所边,是个猪圈,两头肥硕的大猪正在那哼哼。孙姓华人的孩子正在那将一捆捆的猪草扔进院子里的大锅,准备煮熟后喂猪,看到史瓦兹后,也像平时一样喊了一声叔叔。
孙姓华人听到了叫声,笑着迎出来,冲着屋子里喊他的婆娘,赶紧炒几个菜。
引着史瓦兹进了屋,史瓦兹也像是平常一样,直接把那几瓶酒放在了门口。孙姓华人也像平常一样,很随意地从那几瓶酒里拿出了一瓶,起开,放在了桌上。
很快,做饭的女人端着菜走了进来,放在桌上,冲着史瓦兹笑了笑,很自然地问了问史瓦兹这几日城外的情况,显然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
几盘简单的菜,倒上史瓦兹带来的酒。史瓦兹很了解华人的习惯,从桌上取了个碗,夹了一些菜,把不能上桌陪客吃饭的孩子叫来,把夹到碗里的菜递给了孩子们,摸摸他们的脑袋,让他们多吃点。
很简单的熟人、朋友、邻居的聚会。自然也就喝多了。
说了一些问候的话,谈了一些过去的事,畅想了一下将来的生活,喝的醉醺醺的。
临走的时候,孙姓华人还说:“等过年的时候,杀猪,到时候你过来,我弄几个好菜。我跟你说,这肥肠,味特别好……”
最后,晃悠悠地送史瓦兹出了门,临出门的时候,史瓦兹还喊道:“你没事就好,过几天去我家,我买了一些熏肠……”
就像是邻居朋友间最平常的故事一样,喝完了酒,各自回家,说不定过些日子又会相聚。
然而,不管是史瓦兹,还是孙姓的华人,永远不会知道另一个时空里的故事了。
另一个时空里,或者原本的历史里,史瓦兹后来这样回忆。
我的邻居华人,和我关系很好,经常在一起吃饭。屠杀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木匠的头儿,指着邻居猪圈里的肥猪,问我想不想要。
于是我点了点头。木匠头儿告诉我,先杀了邻居,再抢猪。
于是,我操起了一根捣米杵,打死了平时经常和我一起吃饭喝酒的邻居。也打死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他家里有一支手枪,却不敢开枪。我牵走了大肥猪。
我拿着这支手枪,冲到了街上,开枪打死任何看到的华人,抢走他们身上的任何东西。
杀过人后,再杀人就习以为常了。杀死华人,和杀死一条狗一样简单。
仁慈的上帝啊,城里的华人无论男女老少,都死在了刀剑之下。即便襁褓中的婴儿,以及孕妇,也没有幸免。
人们笑着分了华人的财产,数百个城外起义者被抓来,带着镣铐。人们就像是宰羊一样,笑着用刀子捅进他们的喉咙,用盆接着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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