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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联,你可知道,现在中国的海港检疫权还在外国人手上,如果我们能借助这次会议把海港检疫权要回来,这对国家、对民族都是一件大大的好事;通过这次疫情,我们已经证明了,我们中国人有能力检疫、控制好疫情,所以为什么还要把这项权力交给外国人呢?”这项工作同样也是伍连德完成的,不过并不是现在,而是在1930年,沈隆觉得这个时间点似乎可以提前一些。
所以海港检疫权,顾名思义就是在海港检验外来疫情的权力,这项工作日后归属海关检验检疫局管理,在几乎所有国家,这项权力都是归属本国所有的,但是在如今的中国,这项权利却掌握在外国人手中。
中国现代的海港检疫历史起源于1873年的上海和厦门,当时是为了应对暹罗和马来亚爆发霍乱的威胁;1873年7月,曼谷发生霍乱的警告传到了上海,海关医官亚历山大-贾米森医生草拟了4条暂定检疫章程,并且针对所有从暹罗驶来的船只实行检疫。
厦门海关医官万巴德医生在确认英属海峡殖民地爆发霍乱的消息后,也针对有疫港口船只实行了检疫,乘客在进入内港之前都会经过检查。
1874年7月30日,上海港对暂定检疫章程进行了修订,扩充到了8条,该章程规定,“凡传染疫之指定,应由海关监督及领事团定夺之;迨传染疫定后,辄由海关监督,通知海关理船厅及吴淞主任官……检疫医官应编制报告,以报告理船厅及其长官与关系领事官……凡有违犯此章程者,应由各自国家长官处罚。”
由此,海关掌握了海港检疫权,而外国领事团也借口治外法权对中国海港检疫事务横加干涉;中国各个港口虽然此后相继开办检疫事务,但检疫权大多操纵在外籍医官手中。
必须提到的是,在如今这个时间段,港口医官是一个有利可图的肥缺,尤其是在两个重要的移民港口——汕头和厦门,在前往菲律宾、荷属东印度、法属印度支那和海峡殖民地的过程中,疫苗注射证明是必备证件。
每个月都有上千移民乘轮船离开港口,医生能够从每个乘客的身上捞取1美元,而医生收取的所有费用都被认为是其合法规费的一部分;因此,对于一个身处此位的医生来讲,其收入规模之可观,是可以想象的。
沈隆就曾经在《英国医学杂志》和《柳叶刀》的广告栏上,经常可以看到转手厦门和汕头“肥缺”的广告,开价为5000~6000英镑,并且竟然还允许分期付款和一次结清两种付款方式,这可是二十世纪初的英镑啊。
这时候一英镑差不多等于七库平两白银,也就是说一个港口医生的缺价值高达三四万两白银,这时候买个道台才多少钱?
庆亲王奕劻和大臣那桐开设庆那公司卖官鬻爵,对官职明码标价,一个邮传部尚书才只要三十万两白银而已,盛宣怀出了三十万就拿到了这个职位,而区区一个港口医官的售价就能达到尚书的十分之一,想想真是可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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