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2.随便聊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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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那几年，我压力挺大的。“艾滋检测”这件事，跟我在医院的本职工作“冲突”越来越大了。

我们医生工作起来没有上班下班。通常下了手术台、查房之后，时间就靠自己安排。一般有不少病历要写，还要接待病人的咨询。但我在这家医院工作几个月后，就把重心放在了“艾滋检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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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下了手术、查了房，就溜回来，给“同志”服务。医院觉得我是不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兼职？开始“监督”我。我以为自己神不知鬼不觉，其实很容易被发现。每天别的医生护士们都在一起，就少了我，能不被“抓”嘛！加上我总是写不完病历，领导就找我谈话，要我“收收心，别不务正业。”

这样的压力下，我和几个年轻的同事说了实话，“我自发成立了一个草根组织。”“什么叫草根组织？”“就是公益组织。”“那你做什么？”“做艾滋病。”“你是不是吃饱了撑了没事干？养老助残你不干，干个艾滋病。”

不怪他们，连我租的“‘同志’活动中心”的隔壁大爷，也觉得我有问题。老大爷不知道自己隔壁住了什么人，但看到每天很多陌生人、基本上都是男人进进出出，于是频繁地找物业，说我扰民。

物业第一次找上门来，并没有发现什么奇怪的事情。但我决定去和隔壁大爷说清楚。没想到，大爷只是把门开了一条十公分的缝，不等我开口，客客气气又十分不耐烦地说，“你有什么事，就去和物业说。”说完就关上了门。这可给我气坏了，但又拿他没办法。

后来，有志愿者在世界艾滋病日时把象征着“艾滋病”的小红丝带贴到了门外的logo上。那时我们已经有了名字，叫做“青同社区”。物业一看，这还了得，急忙跑来让我写承诺书，保证不会给小区带来不好的影响。

从那时候起，我坚定了一定要正规发展的决心。于是，我进行了民政注册。还特意把“青岛青同防艾志愿服务中心”服务登记证的复印件交给物业。物业这才松了一口气：“原来你们是个正规单位，不是干传销的。”

后来有一天，隔壁大爷家的水管漏了，还挺严重。大爷焦急地从家里出来求助，一出门就遇到了我。换作平时，他一定不会搭理我，但那天是真急了，同意我和同事一起去家里修水管。也是从那天起，大爷的态度转变了：原来你们都是挺好的小男孩。

2017年7月，我正准备吃晚饭。手机铃声响了，是一个青岛本地的陌生号码。“是虎子哥吗？”电话里的声音说不出成熟还是稚嫩。“我是个刚参加完高考的学生，我怀疑自己感染hiv了。”如果不是他说，我真难以想象电话那头的男孩会如此冷静，听不出恐慌也察觉不到难过。

这是一个单亲家庭的男孩，母亲打工拉扯他长大。他连着复读了两年，今年是第三次高考，再一次感觉发挥失常，心情压抑到极点，不知道怎么面对母亲。

高考结束后的第二天晚上，一个网友邀请邀他去“放松心情”。等进了快捷酒店房门的那一刻，男孩马上反应过来：这个房间绝对不止来过他一个人。地上的拖鞋、浴巾横七竖八。

男孩想走，但网友挽留他。男孩经不住劝说，边和网友哭诉高考失利的痛苦，边吸了冰毒，并发生了性关系。男孩唯一能记得的是他一直笑，全身轻飘飘的。

几天后，男孩出现了发热、淋巴结肿大、腹泻等症状。从网上搜索到艾滋病的信息和我的手机号。

说心里话，听完他的讲述，我心里已经有点慌了，不愿让他看到我的心疼，只能埋头消毒采样。我给他使用了两种试纸快检，特别希望这个孩子不会中标。但当两个试纸的第二条线都出现的时候，我的手开始哆嗦，舌头开始打结。

那天，我陪这个刚满十八岁的男孩走了很久。他的情绪在我的宽慰下慢慢平复。他说要好好服药治疗，给妈妈养老送终。

就在拿到确诊hiv阳性报告后的第三天，男孩收到了国内某985重点高校的录取通知书。这几年，我从不主动联系他，希望他能回归平静的生活。但男孩每年都给我拜年，他生活得很好，正在准备考研。

也许很多人“谈艾色变”，但艾滋感染者是我某种意义上的“亲人”，他们时不时会温暖我。

我接待过一位七十八岁的李大爷。老人退休后生活条件不错，也挺乐观，喜欢年轻小伙子。可老人起了带状疱疹，身上老是痒。一个小伙子对他说，“去楼上做个检测吧！”知道我的朋友都把我这简称“楼上”。

李大爷检测后，果然是阳性。喜欢旅游、经常参加夕阳红团的李大爷，发生过不少次没有防护的性行为，他自己根本记不起到底是什么时候感染的。

我挺犹豫的，毕竟老人年纪太大了，还要服药吗？疾控中心征求李大爷的意见，大爷说他相信我，我让他服药的话，他就服药。

老人当时cd4特别低，我跟医生商量，先预防机会性感染。于是老人开始服用复方新诺明。

在得到“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基金项目”后，在经费的支持下，我被朋友们半开玩笑地称为“华丽转身”：逐步得到更多业务技能上的支持后，检测目标群体也扩大到监狱人群和药物滥用人群。

一位从日本打工回来、从事性工作的女孩感染艾滋后，一直回避这件事，甚至发病后不吃不喝，连母亲劝她也听不进去，饿得皮包骨，不想活下去了。她的母亲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联系到我。

一开始我还不知道女孩的心理状态已经崩溃了，让女孩的母亲带她来办公室。女孩说什么都不肯，连门都不肯出。我和同事商量，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孩发病。为了让女孩能服上药，我的一位同事开始每天和女孩聊天。一个月后，女孩终于同意这位同事去她家采血。

就在我们还在收拾新办公室时，这一次的隔壁大叔来“串门”了。他看着我们墙上粘贴着的、做艾滋检测和服务的照片后，竟然没有害怕，反而伸出大拇指：“你们真伟大。”

我从没觉得自己伟大，我不过就是这么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