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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勇颇有些兴致的注视着被团团包围的牛车,车内的女子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嘿嘿,有趣之极!
钱书德并没在意牛车之中藏着谁,他招手唤来哨探队正,小声问他:“明暗哨可曾撒出去。”
哨探队正恭敬的禀报说:“最远的哨探一人四马,已经分四个方向派出八组,每组四人十六骑,彼此之间相距一里地。”
钱书德点点头,身为李中易的心腹嫡系,李中易用兵之谨慎,令他印象极为深刻,不敢或忘。
在讲武堂的时候,李中易经常亲自授课,自古以来占据着优势兵力,最终却大败亏输的经典战例比比皆是。其中,主帅太过于轻敌或是心慈手软,才是最致命的短处。
太远的战例,且不去说它,就以隋炀帝杨广征辽东为例。
这个历史上有名的“昏君”,在第一次御驾亲征高句丽的时候,由于好大喜功,且过于轻敌,轻易的便葬送了定国神针——三十余万极其精锐的府军。
李世民曾讥嘲隋炀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为了立开疆扩土之功,以博后世美名,不惜劳民伤财,三次亲征高句丽。但由于其指挥无方,最终无功而还,终致身死国灭,这也是如今为大部分人相信的主流说法,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当时,大隋的远征军人数多达一百一十三万人,分为左右两翼,每翼十二个军,再加上各地征发来的民壮二百余万,可谓规模空前。当然,负担也空前,这些衣衫槛褛的百姓推着独轮车,牵着毛驴络绎前行,沿途病累而死者甚众。
临出兵前,不少武将建议皇帝兵贵神速,奇兵闪击,但这个建议被文臣们在廷议中否决了。
文臣们均以为大隋此番伐辽,是兴仁义之师,所以必须堂堂正正地出击。
杨广的梦想是成为五帝三皇这样的千古明君,所以对武将的主张根本就听不进去。
更要命的是,隋炀帝竟然下令行仁义之师,在攻入高句丽之后,路边田里已经熟透了粮食作物,竟然不许大军就地收割充作军粮,何其荒谬?
在攻辽东城时,每当隋军将士用重大伤亡攻进城池,眼看胜算可期时,高句丽守将就挑出白旗,请求隋军给予一定时间约束城中乱民,以便投降。
然而隋军一撤离,守将立刻着人修补缺口,准备石块和弩箭,待约定投降时间来临时,就再次挑出战旗。
一个半月之内,高句丽人如此降了三次,愤怒的将领们请示杨广,圣旨却准许高句丽人第四次投降,还教训百官要大度,天朝上国君臣,不能跟蛮夷小丑一般见识。
眼看平壤将破,高句丽国王高元再次诈降称臣,愿割萨水以北所有土地给大隋,永不反悔。隋炀帝轻信了高元的话,命令大军不得攻城,要坐待小小高句丽向天朝上国献城投降。
受隋炀帝“仁义之师”枷锁的束缚,隋军不能乘胜杀入城中,控制局面,反倒被迫屯兵城下,终至粮尽无援。
结局异常之悲惨,三十余万精锐府军饿得没力气战斗,将士们的大好头颅,被阴险狡诈的高句丽人剁下来,筑成了炫耀军威的“京观”。
钱书德一直记得很清楚,李中易评价这个经典战例之时,曾经轻蔑的讥讽杨广:“妇人之仁,死不足惜,只可惜坑苦了忠勇的三军将士!”
在李中易的熏陶之下,不仅仅是钱书德,整个李家军上上下下,都被训练成了抢劫高手。
抢劫的帐目,其实是明摆着,不需要多精明的脑袋瓜,便可算得一清二楚。
劳师远征,与其消耗巨大的从国内运粮,不如就地筹粮。我军每多抢一分粮食,敌人便少了二分粮,一正一负,道理何其简单?
打仗,打的不仅仅是战斗力,更是后勤辎重,这个观念已经在李家军中,彻彻底底的深入人心。
李勇无意中扭头和钱书德对了个眼神,多年亲密无间的合作,让彼此瞬间便明了对方的心思。
钱书德笑嘻嘻的问李勇:“有希望吃得到大户?”
李勇嘿嘿怪笑两声,摸着下巴说:“以我的经验判断,这一趟的草谷不可能太过丰富,也许可以捉个小美人儿献给主公?”
钱书德翻了个白眼,没好气的说:“又装了不是?道理如此之明显,傻子都看得懂嘛。”
李勇眨了眨眼,反问钱书德:“钱老兄,我这个党项蛮子笨得很,不懂你说的是个啥意思?”
钱书德抬起手臂,指了指正从牛车上下来的那位戴着帷帽的小娘子,没好气的说:“虽是女子,却有如此多的家丁护送,嘿嘿,不是大大的肥羊又是什么?我说啊,你可不许坏了咱们的老规矩哦。”
李勇心里明白钱书德是何意,他随即哈哈大笑,说:“一切缴获要归公,这可是主公定下来的铁律哦,你不会明知故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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