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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行的人离开没有多久,火车就轰隆轰隆地开动了。
珍卿拿着手绢儿擦眼泪,很快把一张手绢儿打湿了。
大田叔知道,袁妈给她做了一包袱手绢,连忙打开包袱,拿了一把递给珍卿。
大田叔把包袱重新放好,在一边连声地劝:“大小姐,你这眼睛才好起来,可别放开哭,仔细一会儿眼睛疼啊。”
旁边的乘客就问杜三叔:“你们是哪儿来的啊?要上哪儿去?”
杜三叔就未语先笑,跟人挺热络地说:“我们就是本市的,往南边投亲。”
邻座的旅客们,借着问籍贯乡土,旅途的目的地,慢慢地都攀谈起来。
刚才珍卿跟杜太爷喊的话,同车的很多人都听见,就好奇地打听珍卿是怎么回事。
听说珍卿要去海宁上学,好多人都评说起来。
说现在真是时代变了,报纸上天天喊“男女平等”,一会儿要放脚,一会儿要放胸,一会儿要争取上学,一会儿又要婚姻自主……
有一个中年男人说,这女界一说解放,女人们想要的权利是越来越多,做事挣钱倒还是男人的职责,天底下不该有这样没公理的事。
有个像知识分子的女青年,就跟发此刺耳言论的人,有理有据地争论起来。
她说女性要跟男性,拥有平等的权利和地位,自然要先有相等的能力和机会。
要有相等的能力和机会,自然非要先有受教育的机会,既不能在身体上有残缺,也不能过早地结婚生育。
所以,妇女要争取身体解放、教育权利和婚姻自由,是合情合量的,天公地道的。
这位知识女青年,话语说得铿锵有力,气魄惊人。跟他同行的一个男青年,也很自然附和她的话。
有人觉得这俩人狂言逆耳,有人觉得他们的话振聋发聩。
总之,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弄得整个车厢,像是开座谈会一样,气氛热烈地很。
珍卿听这些人说话,想这个根深蒂固的旧世界,不会因为建了一个民国的招牌,它说过去就过去了。
但旧势力旧思想虽然顽固,而新思想、新人物,也已经茁壮地成长起来了。
这一会儿,珍卿早止住了哭,她之前才害过眼病,着实不宜多哭。
她有点儿蔫头耷脑的,冲着车窗,盯着外面的风景看。
人们说话说得热火朝天,她也没有兴趣加入。
这一车厢的客人说话,也真是南腔北调的,说禹州话的也有一些,但很多人都不是本地口音。
珍卿知道,他们很多人,都在尽力地说官话,或者叫国语——这时候也称作普通话。
但他们的官话和国语,说得大多都不怎么样。
这倒也可以理解。
这时候政府推行的国语,就是在明清京城官话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全国性语言。
学习一种语言,最好能在这种语言环境中学。
可是全国那么多省份,各省那么多人,难道大家都扎堆去京城学国语吗?
这肯定是办不到的。
这时候又没有电视,收音机好像也是才出现,大家听不到正宗的普通话,想学好普通话也难。
就不说这些普通人。
就说珍卿上过的启明学校,按教育部的倡议,先生们应该用标语国语教学的。
可是,启明学生的校领导和先生们,大部分都是禹州人。
大家课里课外,基本都讲禹州话,少数时候,讲带着禹州话味道的国语。
任何事情要有进步,都得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而珍卿这一代学生,国语的学习效果就好了不少。
因为他们都学了注音字母。
注音字母的用处,就像后世的罗马拼音字母。
只要熟练掌握,在教科书和字典上,看到文字旁边标注了这种字母,就可以把字的读音准确拼出来。
而珍卿他们入学当年,正好出了一本新字典,专门以注音字母标写汉字的读音。
这种最新版的字典,为他们学习标准国语,就提供了一个统一标准。
珍卿的国语学得还行,但也只能说是学得还行。
她毕竟多活一辈子,有以前普通话的基础,而且入启明学校后读书背书,她也主动地练习普通话。
可是遗憾的是,她生活的环境,完全是一种方言环境,能把标准国语拿出来用的机会,少之又少。
随着火车越走越远,珍卿的情绪也渐渐平复。
现在是农历五月中,公历六月末,正是万物疯长的夏天。
外面村庄林野的景象,大多是郁郁葱葱,勃勃生机,但有一些经不住仔细端详。
有时候你定睛一看,能看见荒弃的草房土屋,和野草萋萋的荒置田地。
有时还看见灰土道路上,有一些衣衫脏破的男女老幼,相互搀扶着走在路上——这么炎热的天气,他们在大太阳下面,徒步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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