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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嘛,几杯二锅头下肚,大家就可以打开话匣子随便聊了。男人们抱怨着各种不公、女人埋怨着生活的艰辛。
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洪涛就会得到大量有用的信息。比如说税收政策的不合理,再比如说募兵制度中的腐败。
最让他烦心的则是马政的败坏,因为这件事儿不归他管辖,朝廷有专门的牧监,属于央企,直接听命于中央,地方上无法插手。
北宋缺马,这事儿好像是公认,但这是个伪命题。从北宋到南宋真不是特别缺马匹,缺的是可以用作骑兵的战马。
战马有点像猎犬,不是说某个品种的狗天生适合当猎犬,长大之后就一定能成为猎犬。除了品种之外,还有很多因素需要满足。比如说体格、性格、训练度等等。
训练度可以通过后天加强,但体格和性格是天生的。有的马很笨、有点马太聪明、有的马脾气暴躁、有的马过于温和、有的马比较矮小、有的马过于高大,带有这些特征的马都不能成为合格的战马。
就地区而言,东亚这一片只有西北和北部地区产的马匹才有可能满足战马的条件,云贵、四川、包括青藏高原中南部地区的马匹由于身体普遍矮小、奔跑能力不足,无法长时间在平原上作战。它们更像驴子,用于山区很合适。
宋朝从成立那天起就失去了一个战马主产地,北面有辽国挡着,不管用什么办法人家也不会大量出口战马给宋朝的。
西北刚开始倒是在手里,可是有和没有差不多,因为党项人从唐朝那会儿就实质上割据了这片地区,名义上归顺,实际上并不太听命令。等夏国成立之后,干脆就也别指望了。
没有足够数量骑兵打仗吃亏的道理宋人也懂,他们不是没想办法。相反,还出台了很多政策,从国有到私有,全方位的鼓励养马,尤其是养战马。效果嘛,不能说好也不能说不好,得从两个方面分析。
从宋太祖开始就沿袭了唐朝的习惯,设置左右骐骥院,专门为皇家和军队养马。后来改成了群牧司,由内官勾当,设使、副使、都监、判官等官。其职掌是:
“掌内外厩牧之事,周知国马之政,而察其登耗。凡受宣诏、文牒,则以时下于院、监,大事则制置使同签,小事则专遣其副使。都监不备置,判官、都监每岁更出诸州巡坊监,点印国马之蕃息者。左右骐骥院勾当官各三人,以诸司使、副及内侍充,掌牧养国马,以供乘舆及颁赐王公群臣、蕃夷,给骑军厩置之用。”
随着马匹数量增多、用途愈广,光靠左右骐骥院和群牧司已经有点照顾不过来,随后又增设了牧养上下监,专门负责治病和繁育小马;估马司,负责评估马匹质量,核定市场售价;卖马务,把不适合用作战马的马匹转售给民间。
到了宋真宗年间,北宋养马的规模达到了顶峰,开封有两院、四监、二坊,个州县分布着牧监十四个、孳生监七个,有军马二十多万匹。就算军马不全是战马,拦腰减半,那也至少有十多万匹战马可用。
但是吧,随着檀渊之盟的签订,宋辽两国的战事平息了,宋朝皇帝也不想再去收复失地。燕云十六州压根儿也没纳入过宋朝领土,并不是所有宋人都以为那是失地,犯不着拼了命去抢。
至于说燕云十六州的战略地位,假如没有后世各种专家的分析,再加上网络传播,试问后世有多少人能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恐怕光是战略地位这个词儿,就够大部分人琢磨半天的了。
所以说吧,不能苛求古人和现代人一个思路,他们的视野没那么远,多半人活了一辈子也仅仅知道自己家附近的州县,超过一二百里远就全不清楚了。在这种认知条件下,谈什么战略意义都是白搭。
宋朝皇帝和群臣比普通老百姓强点有限,他们认为既然短时间内和辽国不会再有战争,那还养着这么多匹战马有什么用?养马基本就和后世养车差不多,就算一天不开每年也要耗费不少钱粮,尤其是战马耗费更大。
大家一合计,干脆,少养点吧,省出钱来干点别的。当时的宰相向敏中就曾上书皇帝:
“国马之数,方先朝倍多,广费刍粟,若令群牧司度数出卖,散于民间,缓急取之,犹外厩耳。是秋,乃诏十三岁以上配军马估直出卖。”
光把部分战马退役转卖到民间当生产资料宋朝群臣还是觉得不过瘾,那么多养马的国营单位留着也是废物啊,干脆,裁撤掉一部分吧。
于是从天圣五年开始,诸牧监就开始一年比一年少,剩余的也主要放在河北和开封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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