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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水师和北洋陆军的关系，也不是非常融洽。
驻守在威海卫和各个炮台的守军，基本来自山东巩军和绥军，虽然在战斗中，他们表现出了远高于东北八旗军和练军的士气，但是没有配合好海军，最终被日军像拔钉子一样，要塞和炮台被挨个拔掉。
甲午战争时，绥军和巩军由淮军将领戴宗骞统领，戴宗骞首先是不顾丁汝昌的反对，执意组成机动队，对数万登陆日军进行突击，结果却像飞蛾扑火，无济于事。
其次是关于炮台的位置和守军人数的安排，戴宗骞和丁汝昌也意见不同，二人对彼此均有意见，遇事很多时候都不愿意当面商量。
最后则是关于龙庙嘴炮台，日军连续猛攻，炮台岌岌可危，丁汝昌要求炸毁炮台，以避免日军占领炮台，攻击港湾的北洋水师，但是戴宗骞执意反对。
结果在日军的猛攻下，守卫炮台的山东巩军全部战死，日军占领了炮台，随即用大炮猛轰北洋水师的军舰。
随着陆军最后的堡垒南帮炮台和北帮炮台均被日军占领，守卫炮台的绥军全部战死。
戴宗骞已成了无兵之将领，戴宗骞哀叹"守台，吾职也。兵败地失，走将焉往吾唯有一死以报效朝廷而!"
这次丁汝昌没有和他争执，安排几个水兵将其架走，一同撤入刘公岛。
当晚，戴宗骞自尽。至此，协同北洋水师作战的陆军，全军覆没。
第二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战略战备的问题。
上面的问题可说是客观原因，这个就是主观原因了。
在整个战争期间，北洋水师没有明确和日本联合舰队以舰队决战夺取制海权的战略，未制定出战略计划，日本海军则制定了明确的作战预案，是以夺取制海权为中心的海军制胜的方案。
从而使联合舰队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导致北洋水师战略上陷于被动。
而在海军军备，战前日本联合舰队从总吨位、火炮配置、水兵数量、航速等方面，已经全面超过了北洋水师。
如果说海军方面，当时有少数人认识到日本联合舰队实力已在北洋水师之上，但是陆军方面，几乎所有人，包括在清朝海关工作的英国人赫德也认为清军必将依靠人数优势，在陆地上击败日军。
但是那时候的战争，已经不是单单依靠人数来决定胜负。
甲午战争前，清军正规军已经从入关时的万发展成了万，其中八旗万，绿营万再加上勇营，总数接近万，可谓是"百万雄狮"。
但是不得不说，这其中占大部分的正规军，是不能投入战斗的无用之兵。
八旗绿营，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就被英军打得落花流水到了太平天国运动，更是一败涂地到了甲午战争前，这支正规军仍然保留着中古时期的战术射箭，长矛，大刀。
八旗绿营的这种腐朽和顽固的制度，已经不能胜任当时的战争。
淮军是前期投入战争的唯一清军力量，其主力兵力万人，除去镇守炮台和要塞的，机动部队仅仅万多人。
而当时日军投入的是个野战师团，兵力超过万。
在威海保卫战中，登陆的日军超过万人，而当时迎战的绥军和巩军却只有人，大都战死和殉国。
所以那些整天坐在安乐椅上面的清流言官，用"贻误战机、昏庸无能"来指责当时的清军战场指挥官，应该说是非常不客观的。
第三个重要的原因是技术和训练的原因。
在黄海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海军缺乏带反后座装置的速射炮，是一个致命的技术缺陷。
而日本联合舰队却拥有大量速射炮，达多门，日本舰队充分发挥了速射炮的威力。
北洋海军另一个技术缺陷是缺乏与日本联合舰队抗衡的快速巡洋舰。
航速太慢对北洋海军的影响，交战开始时表现为队形转向不利，难以协同作战。
由于战前两年清财政困难，停止进口枪炮舰船，北洋水师弹药储备严重不足。还有弹药不足、炮弹击中敌舰而不爆炸、所用炮弹不合式的情况。
水师教习英国教官琅威里是一名优秀的海军教习。
在英国担任过海军中校的他，不仅对于海军有着丰富的了解，而且对他的这一份中国的职业(官拜副将之职)异常重视。
在平日里面的教习和训练里面，琅威里对北洋水师的官兵要求极为严格，教习一丝不苟。
然而，琅威里严格的治军态度最终为他的教习生涯画上了句号。
在琅威里上任初期，北洋的士官生们还知道技不如人，尚能服从琅氏严格的管理。
等这批人逐渐升上管带后，就再也不能容忍一个洋人在他们面前指手画脚了。
他们与琅威里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尖锐，终于在舰队南下香港避冻时发生了"撤旗事件"，琅威里被迫离开了北洋水师。
琅威里的离开，使得北洋水师的战斗力大减，不仅裁撤了相当多数据的将士，而且余下的将士们的训练也都成了闭门造车，瞎子摸象的走过场了。
更让人难过的是，如此严重的北洋舰队的状况却没能引起清政府的恐慌和重视，甚至于李鸿章本人，都没有作出更多更强有力的措施来改善，整个朝廷都陷入了一片为慈禧太后庆祝六十大寿的狂欢中，所有的文武大臣都在琢磨着此次寿礼的与众不同，而忘记了隔着这片海，有敌人在虎视眈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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