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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双方在休战协议画押。这样一来,月日前清廷可以暂保北京城安全。
难怪伊藤博文闻讯后气急败坏地发怒道这一事件的发生比战场上一两个师团的溃败还要严重!
李鸿章遇刺的第二天,清政府给李鸿章来电,除慰问伤势之外,还指示应趁“彼正理曲之时,李鸿章据礼与争,或不至终秘不与。
”当时,如果李鸿章就势回国,再怂恿列强进行干涉,也许《马关条约》的内容就不会是后来那个样子。
可是被列强与日本欺负得没脾气的清政府压根儿没有想过可以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只是担心如果不及早结束谈判,在华日军将会继续制造战端,危及京师安全。
日,当伊藤博文再次来到李鸿章的驿所,告之日本天皇已下令停战时,李鸿章不禁喜出望外,他没有想到,几天来在谈判桌上口干舌燥没能取得的战果,竟然会因为自己的遇刺而峰回路转。
日,中日停战条约签字。
战场上暂时和平,谈判继续进行。
月日,日方正式提出议和条件,清廷最关注的割地与赔款部分奉天南边各地、台湾澎湖各岛尽让与日本;赔兵费库平银三百兆两。限期四日内答复。
李鸿章向清廷报告了日方条件,认为
“查日本所索兵费过奢,无论中国万不能从,纵使一时勉行应允,必至公私交困,所有拟办善后事宜,势必无力筹办。且奉天为满洲腹地,中国亦万不能让!”
建议将日方要求密告英、俄、法三国公使,争取支持。
但李鸿章发回国的电报被日方破译,得知中方意图的陆奥向伊藤进言“如果让他们已经告知给了英俄法三国公使,我方再掩隐就不容易了啊!”
他提议由日方抢先通告英、俄、法、美四国驻日公使。
月日期限已到,李鸿章没有直接回应日方的条件,而是力陈国内困难与中日人民亲睦,希望大幅减低要求。
迫于内外压力,清廷发来的电报未作明确指示,所以谈判一线李鸿章也不敢擅自表态,只能尽量拖延,其由始至终的对日交涉原则是
割地方面“敌所据处,争回一分是以一分,其所未据处,丝毫断不放松也”;
赔款方面“将力难多措实情告知”。
伊藤眼见中方迟迟没有正式答复,月日面告代替李鸿章当面进行谈判的长子李经方
赔款数额虽可略减,但绝不能作大量削减;
割地则奉天、台湾皆须割让。
两国之间的形势是,日本为战胜国、中国为战败国。
伊藤还说
“前者由于中国讲和,日本应允,始有今日之讲和,若不幸此次谈判破裂,则我一声令下,将有六七十艘运输船只搭载增派之大军,舳舮相接,陆续开往战地,如此北京的安危亦有不忍言者。”
要求第二天必须回信。
李鸿章的拖延术已行不通,为避免谈判破裂,不得已,月日提出一个修正案
割地,缩小奉天省割地范围,且不割让台湾;
赔款,减为一亿两。
面对中方“还价”,月日会谈时,日本也作出“减价”
割地,辽东半岛割让范围缩小约一半,但台湾必须割让;
赔款,减为亿两。
李鸿章与伊藤“反复辩论两点钟之久”,希望保留辽东半岛的营口口岸,不割让日军并未实际占领之台湾,减少赔款额千万等,均被拒绝。
伊藤威胁,如不答应,广岛停泊的“运船六十余只”,“兵数万”,即开往战场。
李鸿章报告朝廷“力竭计穷,恳速请旨定夺”,即谈判桌上的外交手段已达极限。
李鸿章又去电天津税务司崔德琳,打听列强情况,崔德琳回电“各国议论中国让地事,均不以为然,中国应勿急于成议”。
情报显示列强可能会干涉,但日本限期在即,时间上等不起。
月日,朝廷来电,同意日方要求,授予李鸿章和约签字的全权。
同日的谈判中,李鸿章还试图作最后一番努力,据陆奥光宗记载当时的情景
“李鸿章自到马关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会晤这样不惜费尽唇舌进行辩论的。
他也许已经知道我方决意的主要部分不能变动,所以本日的会谈中,只是在枝节问题上斤斤计较不已。
例如最初要求从赔款二万万两中削减五千万两,看见达不到目的,又要求减少二千万两,甚至最后竟向伊藤全权哀求,以此少许之减额,赠作归国旅费。
此种举动,如从他的地位来说不无失态,但可能是出于‘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意思。”
只是清廷同意签字的电报已被日方破译,任凭李鸿章磨破嘴皮,伊藤博文也是寸步不让。
月日,双方正式和约签字。
日本为什么会“让步”?
李鸿章遇刺事件,一度改变了会谈进程,但对条款交涉阶段的实际影响有限。
这颗子弹换来三星期的无条件休战,对于忧心北京城安危的清廷来说,也算是因祸得福。
不过日本的休战让步,并非出于对李鸿章伤势的同情,而是为了打消欧美列强干涉的风险。
战场上屡战屡败,李鸿章在谈判桌上无牌可打,他同样寄希望于欧美列强。
至于李鸿章在谈判中的作用,恰如梁启超所说
“虽有苏张之辩,无所用其谋,虽有贲育之力,无所用其勇。舍卑词乞怜之外,更有何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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