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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青不是想让李润石同志把日本的事情解决了么?”游缑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游缑同志,你这是不是在指责我搞人事活动?”陈克立刻询问道。
游缑从来不和陈克客气,她笑道:“有点。日本的事情即便是没办法与中国的问题相比,好歹也是中国未来的战略支点,你又何必这么决定草草放弃?”
“中国大乱的时候,日本兴冲冲跑来插手中国事物,咱们人民党对日本是个什么态度?”陈克反问道。
游缑自然有她对国际政治的理解,对陈克的问题游缑坦率的答道:“那你就眼瞅着日本革命者完蛋么?或者我们有再等下去的必要么?”
陈克知道游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一个稳定的局面,如果日本能够稳定,中国就有很大机会把日本统合到中国的经济圈里面来,所以陈克答道:“日本革命的现状已经不是未来怎么走的问题,我看资料统制派们制定的路线固然有诸多问题,大框架却是有可取之处。我们可以随时与日本达成和平基础上的合作关系。日本当下的核心问题是个权力分配的问题,天皇、天皇亲信的昭和军阀、传统的老家伙、民主派,还有那帮财阀。革命派手里才多少兵?革命派们到底能够团结多少日本军队?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取得人民的支持?这些对我们都是未知数。”
“呵呵,”游缑笑起来,“文青,你好歹也是编写过社会行为学草纲的人,我看了你关于男性与女性基于生理特点的一些态度,我觉得有一定可取之处。男性做事喜欢刺激,喜欢面子。什么国家的面子啊,什么理性啊。反正脑子里面想出来的东西,你们就觉得这是真的。其实呢肚子饿了就要吃饭,你分析日本革命根源的时候说的理直气壮,日本的经济问题决定了日本的政治斗争。上层争权夺利,可下层的百姓们要有工作,要有收入。统制派和咱们联络的时候,咱们可以说因为日本不够革命,所以把他们给晾一晾,现在有人起来造反了,咱们怎么就不能支持日本一下?”
这思路比较独特,陈克觉得有点意思。他问道:“那为什么不在常委会议上提出?”
游缑笑起来:“说道理从来不是女性的长项,常委会议上大家说起道理来我可是辩不过。只是为何不这么尝试一下,哪怕是真心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其他派系对革命派痛下杀手,咱们好歹也做出一个表态。以后即便是起事的这些人真的失败了,咱们不也问心无愧么?再说,正好这也有能够拒绝与日本其他派系合作的正当理由。”
如果陈克能够从理论上分析不少事情,在如何把这些工作做的符合人情无疑是陈克的弱项。不仅仅是陈克,人民党中虽然一直不主张采取军管模式,实际上命令型模式也是有些根深蒂固。陈克的作用就是指出道路来,到现在为止陈克的工作还算成功。这直接导致了命令型的工作方式不仅没有弱化,反倒有强化的趋势。
在这么一股男性风格的风气下,游缑的建议无疑就显得很“清新”。这不是因为这个办法多么与众不同,而是游缑的出发点,思维模式的确与陈克他们有极大的不同。陈克他们是用“理性的态度”认为失败是必然的,这不等于他们就认为失败是应该的。而游缑的出发点无疑是,既然很可能会失败,那就不妨以友善的姿态去试试看,至少这也传递了友善。作为女性,这几乎是本能。如果没有这种本能,只怕母亲早就把胡闹的小孩子给打死了。
“那不妨再召开常委会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吧。”陈克已经下了决定。
第二天,常委会再次召开。游缑就把自己的想法对同志们谈了一下,常委里面对游缑的这种态度比较欣赏。日本的地理位置对中国很关键,除非是准备让日本打第一枪,然后中国进入日本。否则的话一个与中国关系不错的日本明显更有益处。
怎么利用日本的局面,推动日本的局面,这就是一个比较有趣的方式。
“我们可以派特使去拜见日本国王。”游缑提出了建议。
“这是摆明了给天皇下不来台么。”陈克笑道。当年他抄袭毛主席,高呼“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些年的安定生活以及对外的一系列胜利之后,中国的确是站起来了,不管什么样的人都不敢挟洋自重,谁敢这么做的下场注定很惨。如果是以己推人的话,日本方面肯定是会感到极大的屈辱。
游缑倒是对此不太在乎,“下不来台也是天皇下不来台,与日本上层有什么关系?我们能够游说日本上层,让他们相信如果对国内政策进行足够的调整,就能够得到巨大的利益,也未必不是一个好机会。我们要的是一个不再整天想着在背后偷袭中国的日本,达到这个目的不就足够了么?”
理论上这个倒是不错的,只是人民党的同志即便是精通阴暗面的东西,那也是与自己内心的阴暗面作斗争,与制度中各种钻漏洞的家伙作斗争。这些同志好歹也是有男性自尊的,权术这种东西大家都清楚,却未必喜欢。
从实事求是的角度来看,游缑的建议倒是颇为不错。毕竟事实永远都凌驾面子之上,常委会议最终同意了“试试看”。那么代表人物就有点难以选择,如果是章瑜这个比较阴暗的家伙当特使,同志们都会感到放心。现在的常委里面实在是“正气凛然”,最阴暗的莫过于陈克,而大家都知道陈克其实最不喜欢的就是此类行动。
外交部长顾维钧虽然精通外交,却是个搞学问的路数,让他干这个只怕被那帮老滑头卖了也未尝可知。现在真的需要一个“奸佞之徒”。所有人都瞅向组织部长齐会深。齐会深沉思的时候会皱眉头,同志们就等着。过了好一阵,齐会深答道:“胡服这位同志或许比较适合这个特使工作。”
成也罢不成也罢,这对中国没多大影响。既然齐会深推荐了同志,大家也就全部相信齐会深同志的眼光。
1937年4月7日,中国方面派出去了特使。事情果然如游缑所预料的那样,日本方面根本没有拒绝,反倒是紧张激动的等待着中国的特使到日本去。
日本人也害怕中国趁火打劫,而且统制派本来的计划中也有与中国暂时全面缓和关系,以扩大日本的进出口贸易。这也不是统制派就真的坚持“中日亲善”的立场。东南亚的原材料开发有限,美国与日本之间又相隔着一个太平洋。从这两地进口原材料与设备都存在成本高昂的问题。如果能从近在咫尺的中国得到原材料,成本可以大大降低。
这次兵变的时间点又恰恰在统制派马上就要完成国内统合,建立起未来日本新秩序的关键时刻。统制派的核心人物已经被一网打尽,其他派别处于群龙无首的地步。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时期,恰恰群龙无首。那么谁能够当了这个龙首,自然能够把已经完成的工作据为己有的好时机。
兵变后的部队并没有大开杀戒,只是在日本东京实施了军管。中国特使前来的消息,让北一辉感到极为高兴。他立刻把这消息通知了被囚禁的高官,这消息给这些心怀各种想法的日本人带来了相当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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