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梁时月 第四百一十九章 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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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d="tet_c">且说陆垚送走了杨涛，从他那里得知了曹家和富弼那边的婚嫁准备后，自己的心情也是十分复杂。

离开了酒中仙，陆垚坐上了马车，由棠溪驾驶着，回府而去。

富弼的公子富绍隆到底为这次比武招亲大会准备了什么战术？从富弼跟曹国舅都开始准备嫁娶事宜的情况来看，这次比武招亲大会，已经算是内定了最后的赢家了，只不过走一遍形式，让曹菡更能注意到富绍隆罢了。

这家伙难道真的是一个武功高手？陆垚坐在车内，看着手中的面具，心中有些疑惑。他不由得开始想起这宋代武学的发展历程，想要从中得出富绍隆在现在这个阶段，他的武功修为到底能到一个什么程度。

要说起武艺，就要分成军队的培养训练和民间的武术团体。

宋朝的军队实行募兵制，通过选募、武举考试把武艺人才。军事训练采用统一的“教法格”，并制定统一的考核标准。军事训练的规范化、系统化，促进了武艺的提高。这一时期兵器种类大增，形制复杂，各种兵器武艺呈现多样化趋势。在军事武艺发展的同时，民间武艺蓬勃兴起，民间结社十分普遍。商业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促进了城市文化的发展。城市中不仅出现了以健身、娱乐为主要目的的武艺结社组织，同时出现了适应市民娱乐需要的群众性游艺场所“瓦舍”、“勾栏”。在瓦舍、勾栏中表演的武艺丰富多彩，规模甚大。除竞技的角抵、手搏外，宋代套子武艺有了较大的发展。

宋朝初始，与夏、辽、金少数民族政权长期对峙，战乱不已，武备提到了重要日程。战争中广泛运用的军事技艺成为宋军训练的重点，即“教战守”、“练军实”。由于作战以弓弩射为主，并配合各种兵器使用，因而教射、教刀、教枪等均有明确规定。据《武经总要》前集卷二记载：“至于执兵用刃又有法焉。凡教刀者，先使执持便惯”；“若枪者，先使把捉有方”，等等。“此为教器械之略也”。在宋仁宗、神宗两次变法期间，多次颁布“教法格”，对训练内容、训练方法、使用器械均作了明确规定，成为指导训练的法典。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九月颁布的《教法及并图像》中，对步射执弓、发矢、运手举足、移步及马射、马使蕃枪、马上野战格斗等皆有法像，使军士诵习。《教法格并图像》的颁行，对军队训练有积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宋代军队武艺考核，也有明确而详尽的规定。考核军士的弓弩水平，主要看能挽多大的“弓弩斗力”以及射箭的准确性。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十月诏立《在京校试诸军技艺格》，分为上、中、下三等。据《长编》卷二九三载：“步射，六发而三中为第一等；二中为第二等；一中为第三等”；“枪、刀并标排手角胜负，计所胜第尚”，并规定“枪、刀术胜三人者，立为武艺出众格”。为了达到统一的考核标准，诸道禁军“日夜按习武艺”。

宋代统治者重视对军队训练经验的总结推广。庆历四年，在诸军中推广《射亲格》，元丰年间又推广了《东南排弩法》。推广训练经验，实施教法格皆由专职教官——“教头”执行。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遣官以陕西阵法分教河北军士”，就是中央派出教官以推行教法格。王安石的《将兵法》，更把它作为一种制度确定下来。即由中央派武艺高强者到各路军中充任教头，“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士”。为了满足需要，当时还采取短期培训或轮流集训的办法训练基层教头。元丰二年，宋神宗颁布《府界集教大保长法》，规定每两县设一“教场”，集中保长培训。这样便从上到下形成一个训练网，按朝廷颁发的统一要求，逐级阅习，并每年进行检查。教头只有训练的责任，而无统领军队的权力。因此，他们的主要精力用在研习武艺方面，这对提高训练水平与兵械技艺均有重要意义。

宋代兵器种类繁多，形制复杂，呈现多样化特点。弓弩是宋军的主要远射武器。南宋华岳在《翠微北征录·弓制》中写道：“军器三十有六，而弓为称首；武艺一十有八，而弓为第一。”作为远射兵器的弓弩，在军队装备中占有重要地位。神臂弓是宋神宗时所研制的精良弩射武器，射程远及二百四十多步，约合37米以上，“仍透穿榆木，没半竿”，足见其威力。宋军虽以弓弩射为主，但也重视各种兵器的合理配置和练习。“马、步军除习弓弩外，更须精学刀、剑及铁鞭、短枪之类。”（《河南先生文集》）刀作为短兵器，在宋代有了进一步改进，从狭长的长条形方刀头，改成前锐后斜状，有护手，且去掉了扁圆大环和鸟兽饰物。除了手刀外，还出现了各种长柄大刀，其名有掉刀、屈刀、偃月刀、戟刀、眉尖刀、凤嘴刀、笔刀等。北宋神宗时，还造过一种“斩马刀”，其“刀刃长三尺余，长尺余，首为大环。”斩马刀当时被视为实战的利器。

宋代的枪型比较复杂。据宋《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三《器图》载：步、骑兵用的枪有双钩枪、单钩枪、环子枪、素木枪、鸦项枪、锥枪、梭枪、槌枪、太宁笔枪九种，称之为“枪刀色”。这些枪以木为杆，上刃下鐏。骑兵使用的枪首之侧面有倒钩，杆上有环，如双钩、单钩等枪；步兵使用的枪系直刃、无钩，如素木、鸦项等枪。锥枪是四棱刃，“锐不可斩”。太宁笔枪，刃下数寸装一小铁盘，四周有刃，使敌人“不能捉搦”。除上述枪型外，宋代还有专用于攻城和守城的枪。这一时期枪的种类不仅大大超过唐代，而且技法亦有了发展。枪以直刺为主，士兵训练，“驻足举手撺刺，以四十为本等”（《宋史》卷一九五《兵志》）。撺刺连续四十次，不仅是对士卒技术的考核，也是对其体力、臂力的考核。当时“枪手之高强者，则有五百、六百撺者”，显示了“力愈强，则斗力、撺力愈高”（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一六四《兵考·教阅》）。宋代除枪、刀等常用兵器外，还有蒺藜、蒜头、大斧、棒、铁鞭、铁锏等杂式兵器。

宋代军中还有武艺表演活动。北宋时期，军中征召了一些精于武艺、擅长杂技百戏的艺人，专习技艺，以供表演。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卷七《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中，记载了当时表演的盛况：“有花妆轻健军士百余，前列旗帜，各执雉尾蛮牌、木刀，初成行列，拜舞互变开门夺桥等阵，然后列成偃月阵。”“乐部复动蛮牌令”。“内两人出阵对舞，如击刺之状，一人作奋击之势，一人作僵仆。出场凡五七对，或以枪对牌、剑对牌之类”；“或执刀斧、或执杵棒之类”；或“执真刀，互相格斗击刺，作破面剖心之势，谓之七圣刀”。这些武艺表演，不仅有单练、对练，而且有百余人的集体表演。可见规模之大。

军中的武艺表演还有“剑舞”、“相扑”等。这种按规定程式、规定动作进行的武艺表演活动，对后世武术发展有重要影响。

武举制于晚唐时废弛，宋仁宗时复置武举。《宋会要辑稿·选举》载：“仁宗天圣七年闰二月二十三日诏置武举。”此为宋武举科目正式建立的标志。自天圣七年（公元109年）起，武举并随进士诸及客观开设。在英宗确立三岁一贡举的制度之前武举贡选无定期。治平（公元1064年~公元1067年）以后，武举又随其他常选三年一贡，至度宗咸淳年间（公元16年~公元174年），未尝更易。

宋武举考试程序较唐为多。除解、省、殿三试之外，还有比试。比试是解试之前的资格试，又称为“引试”。比试在京师由兵部委官监督，在缘边地带则由帅司主持，分为武艺与程文两项。“解试”由兵部主持，考试分作弓马武艺和程文试。其中程文试考兵法《武经七书》或谋略策问。所谓“省试”，即兵部试。兵部试武艺常分弓步射、弓马射、弩踏、抡使器械刀、枪等。一般先试弓马，弓马不精者被淘汰。程文包括策问和墨义。所谓“墨义试”，即讲释《韬》《略》《孙》《吴》《司马》诸兵书大义，“以能用己意或引前人注说解释义理明畅者为通”。（《建炎以来朝野杂技》卷一零）所谓“策问”，即以时务边防或经史事涉兵机者为题，限七百字成文。真宗咸平年间已有过“殿试”，但未成定制。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亲试武举十二人”，可视为殿试之始。殿试虽然也有阅视弓马武艺一项，但以策问为主。宋代武举与唐代相比，增设了程文一项，唐代的“翘关”、“负重”之选，宋已不列入武举科目。

宋之武学始于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五月，经三月而废序。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年）复建武学。“武学生员以百人为额”，当时对武学入学的资格作了不同规定：在京无品位的低级吏臣、门荫子弟、平民，经京官荐保及考核得入学；由地方官员荐举武举人得免试入学。这种由在职官员奏举武学生员的方法直到元丰年间依旧循用。崇宁年间（公元110年~公元1106年）诸州置武学，京师武学生员多由地方考选升贡。至宣和二年（公元110年），因州县武学既罢，复用元丰法收录武学生员。绍兴十六年（公元1146年）于临安府重修武学。兵部又呈武学条格，摒弃荐举免试的旧例。从此，参加入学考试就成为取得武学生员资格的唯一途径。

武学分上舍、内舍、外舍三级，考试标准据等级而定。庆历至熙宁年间（公元1041年~公元1077年）武学教师称教授，训文武官员中知兵法者担任。元丰（公元1078年~公元108年）改制后，改教授为博士，并增设武学谕。武学课程除研习兵法、操练弓马外，还讲释“历代用兵成败，前世忠义之节”。学制三年，经考试而授职。武学的开设，提高了习武者的理论修养，促使武艺与兵家谋略结合，推动了武艺训练理论、战术思想的发展。

想到这里，陆垚不由得思考片刻，或许这富绍隆就是准备考取武举人的人才，这么一想，他的武艺高超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宋时民间出现了大量的武艺结社组织，形成该时期武术发展的一大特点。两宋社会带有很大的区域性，乡社的向心力很强，而农村的武艺结社就是在乡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弓箭社”就是这种武艺结社之一。“自水澶渊讲和以来，百姓自相团结为弓箭社。不论家业高下，户出一人。又自相推择家资、武艺众所服者为社头、社副、录事，谓之头目。”

除弓箭社外，北宋末至南宋初，各地乡村居民还组织了“寓兵于农”的抗金武艺组织“忠义巡社”。“各随乡村多寡团结，推择豪右众所畏服者，以为正副，置枪杖器甲之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七）既“依时农作”，也“教习武艺”，“御贼备战”。忠义巡社当时遍及陕西、河北、河南、山东、福建诸省，发展规模甚大。在农村中还有以“社”、“堡”、“山寨”等形式出现的武艺结社，如“棍子社”、“霸王社”、“亡命社”等。这些组织规模较小，多劳武结合。农村结社组织的武艺活动，开展的目的、范围也不尽相同，或“自相纠率，保守乡井”，或“各据山寨，屯聚自保”。有的是为了防御外族侵扰，也有的是为了反抗封建压迫剥削。这些结社活动的共同点是均具有较强的军事训练性质。他们“聚众阅习武艺”，以习练使用弓、弩、刀、枪为主，突出了武术的实用性。

随着宋代商业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壮大，市民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也不断扩大和提高，因此兴起了以健身娱乐为主要目的的武艺社团。南宋都城临安府（今杭州）出现了“争交”的“角抵社”、“相扑社”，射弓弩的“锦标社”、“射弓踏弩社”，使棒的“英略社”等。这些社团大多白人左右，成员因社团不同而异。如射弓踏弩社的成员多为武士，角抵、相扑社多是有力的角抵手。而“射水弩社”则是“一等富室郎君，风流子弟，与闲人所习也”。（《梦梁录·社会》）参加成员有的以此为生，有的则是为娱乐消遣，强身健体。习武活动不仅是市民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且成为民间演艺集会、游艺场所不可缺少的表演项目。宋代民间武术结社的出现，促进了武术的社会化、体育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