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梁时月 第五百三十三章 注定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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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梁，比武大会。

此时，场上只剩下了三名参赛者，除去使用各种手段，到现在依旧留在场上的莫迪之外，还有两个是从一开始就奋战到这一刻，继续留在场上的存活者。而虽说看上去是一个三人混战的局面。但是莫迪却发现，除了自己，其他两个存活的参赛者，却都是一副要围攻自己将自己淘汰掉的架势。

这就要说说古代人的性格以及他们所厌恶的事物了。

从开元盛世到宋朝建立的二百二十年间，中国都是在打打杀杀中度过的：先是生灵涂炭的安史之乱，然后是动荡不安的藩镇割据，后来又是乱成一团麻的五代十国。

武人统治的时代，人人都朝不保夕。不但老百姓流离失所，连皇帝都是高危的职业。梁太祖朱温、闽主王延钧、赵王王容，义武节度使王处直等人都是死于儿子(或养子)之手。兄弟相残更是司空见惯：梁太祖的儿子们互相残杀，到梁朝灭亡时，8个儿子(养子)一个不剩。五代14帝中，除唐庄宗、周世宗留个了几个子嗣外，其余12位皇帝的子嗣，都被人斩草除根。因此，宋代政治设计的第一个特点是对武力的方位防范。开国不久，赵匡胤就通过“杯酒释兵权”，戏剧性地解除了几位最有实力的将军的军权。接着他又在制度设计上费尽了脑筋。

在成为皇帝之前，赵匡胤的最后一个职务是“禁军统帅殿前都点检”，也就是皇帝的禁卫军司令。他深知在这个职务上，一个人可以做成什么样的事。因此宋朝建立后，这个职务被取消了。

与此同时，赵匡胤又把军事指挥权和军队调动权分开。这就从制度上杜绝了军事政.变的可能。为了降低人们对武官职务的兴趣，在宋代官僚制度设计中，文官升官很容易，武官晋升却非常缓慢。宋代朝廷之上，武官见了文官，总是自????????????????觉低人一等。

开国十年之后的开宝三年（970），以一条哨棒打下了四百八十座军州的宋太祖颁布了一条意味深长的法令：京都士人及百姓均不得私蓄兵器。他显然不想再有第二个人用哨棒把他的子孙赶下皇位。赵匡胤的子孙们十分重视祖宗的这条“祖制”。淳化二年（991）、天禧五年（1021）、景佑二年（1035）、庆历八年（1048）、嘉祐七年（1062）、宣和六年（1124）、宣和七年（1125），宋代七次颁布禁止私人藏有武器的各种法律，禁止的地域范围从首都扩展到了国，武器种类则从兵器扩展到了老百姓生活日用的刀具。

宋代南方林木繁密，百姓通常用袴刀来开荒种田。天圣八年，宋仁宗却下诏禁止老百姓再使用这种刀：“川陕路不得造着袴刀。”景佑二年，皇帝又下诏重申此令，并规定，不但使用者有罪，连造刀的人都要严惩。

除了对武将大力防范，赵匡胤也没忘了给文臣套上笼头。精明的宋太祖运用“分权”和“制衡”之术，消除了文臣在制度上对皇权形成威胁的可能：他把宰相大权分割成了几块，将军权交给枢密院，将部分行政权交给新设立的“参知政事”，即副宰相。

他又设“三司”来专门管理财政，分掉了宰相的财权。在地方上，他同样也大行其“分权”和“制衡”的秘诀，规定地方官由中央派出，任期只许三年。为防止一把手独断专行，他为各地知州设立了名为通判的副手，来监督知州。他又派转运使到各地管理财政，取消地方上的财政处理权。

虽然代价是形成有宋一代难以根治的“冗官”格局，但是赵匡胤终于排除了一切使贵族阶层死灰复燃的可能，独揽军、政、财一切大权，达到“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的乾纲独断境界。

宋太祖显然是一位爱读历史并且热爱思考的武人。我们不得不说，他在制度设计上表现出的天才，除了秦始皇外无人可及。在专.制集权的方向上，赵匡胤做到了他那个时代的极限。有宋一代，继秦朝之后，实现了专.制政治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升级。

历史上第一次不再以立功疆场为荣。宋代民间流行的俗语是：“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在宋代，将军们不管立了多大功勋，也难有文臣那样的风光。有人说，即使是率兵数十万，收复幽蓟十六州，也赶不上一个状元及第时的荣耀：“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矣。”宋代男人开始失去了尚武精神，他们沉醉在案头书牍之中，在日复一日的浅吟低唱中把流光送走。他们的体质越来越差，性格也越来越细腻。正如梁启超所说：“相尚以文雅，好为文词诗赋训话考据，以奇耗其材力，即有材武杰勇，亦闲置而无所用武，且以粗鲁莽悍见屏于上流社会之外。重文轻武之习既成，于是武事废坠，民气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温温如菩萨，敢敢如驯羊。”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赵匡胤通过整体民族的文雅化保证了赵氏身家安的结果，却导致整个民族失去了安。虽然宋代物质实力远在四夷之上，但缺乏战斗力的军队，过于分权的官僚体制，却使宋朝数百年间积弱不振。在北宋几次耻辱的失败之后，赵宋王朝终于被驱离中原，南渡另立。从北宋中期开始，亡国灭种的威胁如同乌云一样，一直笼罩在每一个宋人的心头，并且终于在南宋末年变成事实。这是分析宋人性格的不可忽视的一个背景。事实上，在大宋王朝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宋人都生活在一种惴惴不安之中。越到后来，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就越灰色和悲观。这就是宋人痴迷梅花、竹子、兰花、菊花这些幽雅冷静意向的原因。梅兰竹菊在宋代以后被称为“四君子”，成为中国文化中一种代表性的意向组合。分析这四种意向，我们会发现它们有一种共同的精神特点：梅在严寒中怒放，展现着严酷环境中的不屈。兰独处于幽谷之中，代表着寂寞中坚守清操。

竹则未曾出土先有节，表达是士人的自制和节操。菊花傲霜而开，残败犹抱霜枝，象征的同样是在逆境中的抗争。总结起来，这四种事物所表现的，其实都是对即将到来的严酷环境所做的一种心理准备，为在死亡、在被征服的威胁面前坚守气节而进行的自我精神动员。

这是宋代士人独特的共同文化心理。宋代读书人普遍意识到，“文明的深秋，甚至文明的冬天就要到了，霜雪将摧残中国的士人，于是士人们只好为此做精神上的准备，用梅兰竹菊的精神来‘武装自己’”。

因此，宋代士人的性格与唐代完不同。唐代文人傲岸不逊，豪饮高歌，笑傲王侯，斗鸡走马，出塞入关，挟妓交游……，身上充满了充沛的活力和无忧无虑的乐观。他们是青春、自由和欢乐的。而宋人不再有可能跨上战马，去寻找自己的理想。

国家和个人的命运时刻处于威胁之中，他们所能做的，却只有老老实实寒窗苦读，在案牍中消磨掉自己的一生。因此宋人比唐人敏感、脆弱得多，作品中迷漫着对人生茫然无着。连宋代的少年都是少年老成，愁绪满怀的。唐代“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宋代少年却在“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淡淡忧伤中得到心理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