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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米士”号在顺泰码头靠岸,远东舰队提督何伯(jameshope)上校陪同文翰一起下船。顺泰码头距英国驻上海领事馆不远,领事阿礼国(k)正在码头上候着。文翰勋爵一下船,他就毕恭毕敬陪他登上一辆双轮皮篷马车,马车装饰极为豪华,黑漆车辕黄铜挡泥板擦得锃亮,车篷顶上插了一面英国小旗,头戴大缠头的印度马夫坐在高高的驭座上“噢——呀”地叫着,鞭子甩得“啪啪”响,两匹白鼻栗色大洋马牵着车子“笃笃”快跑,胶皮轮子在石板道上压出“辘辘”的滚动声。
文翰勋爵四十七岁,长着一颗典型的撒克逊长颅,金发赪颜,高鼻深目,下巴上蓄着浓密的胡须,冷峻的眼神中带有几分忧郁。阿礼国头戴黑呢大礼帽,帽沿下露出一缕亚麻色的头发,眼珠逞浅灰色,嘴角上挂出一丝难以形容的微笑。
阿礼国告诉文翰,中国叛军攻克江宁后,镇江、瓜州相继落入叛军手中,而且据满清政府提供的一些情报,叛军还在大规模向东面集结兵力,目标很可能是杭州、苏州等地,甚至是上海。为此上海绅民和清军人心惶惶风声鹤唳,租界内的英商和侨眷们悬揣不安,谁都不知道叛军何时进攻上海,更不知道叛军会不会遵守大英帝国与清政府签订的《江宁条约》。文翰有点儿吃惊,他没想到局势变化得如此迅速,决定一到领事馆就召开局势分析会。
领事馆是一栋维多利亚风格的三层洋楼,花岗岩打底大石条彻墙,半圆型穹顶上飘着一面红底蓝道“米”字旗。透过会议厅明亮的南窗可以俯瞰黄浦江,大小洋轮和中国民船如梭子似的在江面穿行,不时可以听到江面上的船钟声和牵夫水脚沉闷划一的号子声,透过右窗可以到蜿蜒流淌的苏州河,简陋龌龊的乌篷船小爬虫似的挤在两侧,只在中央留出一条狭窄的水道,被中国官府称之为“船户”的渔民世世代代吃住在乌篷船上,河道里的污水垃圾顺流而下,汇入黄浦江,随着潮涨潮落漂入大海。
苏州河对岸是上海县城,那是明朝嘉靖三十二年(55)建造的,距今已整整三百年,远乌乌压压近斑驳陆离,被风雨硝蚀的城墙上长着一丛一簇的荒草,雉碟后架着数十门笨重的清军大铁炮。
文翰下了马车,进了领事馆会议厅,他脱下黑呢大氅,递给在旁边侍候的印度侍者,转身坐在一张维多利亚式的狮爪沙发上。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盒雪茄,递给阿礼国一支,自己叼起另一支,阿礼国替他点燃。
文翰深深吸了两口,缓缓说道:“我接到了你的报告,上海道吴健彰想雇用我国兵轮协防长江,阻止叛军进攻上海,但是,在我们弄清叛军的根底前,皇家海军不能介入中国内战。”吴健彰的官衔是苏松太道,管着苏州、松江、太仓三府十一县,上海是淞江府的下辖县,但英国人嫌“苏松太道”拗口,总是称他“上海道”。
何伯上校哼了一声道:“雇用我国兵轮协防上海,应当由中国皇帝派秉权大臣与公使协商,怎能由一个小小上海道台出面?这是外交上对大英帝国的蔑视,绝对不能容忍。”何伯三十多岁,中等身量,浓重的海狮胡须梳得一丝不苟,他穿着一身笔挺的蓝色斜纹布海军服,皮带左侧挂着一柄短剑,剑柄嵌着一颗翠森森的绿宝石,一派典型的英国海军作风。
阿礼国忍不住笑道:“何伯上校,大清皇帝还没有学会怎样与文明国家交往,总是让地方官与所谓的‘洋夷’打交道。吴健彰与我打交道时经常闪烁其辞,我有时弄不清楚他究竟代表谁,代表朝廷还是代表本地政府,或者仅代表他个人。”
文翰沉吟片刻后问道:“阿礼国先生,你对太平天国了解多少?”
“公使阁下,中国的这场大规模内战打了两年,满清政府从来不发布任何的官方消息。我至今还不知道谁是太平天国的首领。不过有趣的一点是,从满清政府公布的悬赏名单上来,他们的首领似乎是一个叫萧朝贵的人,因为他的赏格最高,比什么韦政,什么杨秀清,什么洪秀全都要高。其余的情报就是香港《中国之友》(a)报上的文章,里面全是根据中国商人、逃难百姓传言和在华传教士的信函撰写的,道听途说,经手转译,以讹传讹,令人难以采信。有人说太平军是杀人放火的强盗,有人说是改信基督教的叛军,还有人说是一股势力强大的民间帮会,总之说什么的都有。满清政府不允许我们深入内地,我和领事馆全体人员一直呆在上海,只能雾里花,无法评估这只突然崛起的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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