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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提过,战争类型片子会有一个参观教育的培训安排。《我来自未来》剧组参加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时间,比预想的要久。
9月21号,天气转阴,气温每天都在降低,电影开机拍了几天,刚进入状态。
扮演美军的数十名黑人、白人特型演员进场,定妆,参与到拍摄中。现在有一个小问题,需要总导演方沂来定性:
扮演反派的演员们要给到什么样的表演尺度。
是完全的脸谱化反派,彻底的恶,还是在不改变电影方向的前提下,稍微有一点自主性,甚至于表现得很强大、很能打——对敌人的塑造,也是商业片成功的关键。
如果给一点尺度,给到什么程度?
这很考验导演对观众心理的把握,而且也和时代的发展有关。
在这个事情上众多主创都很有发言欲,争论不休,而且演员和创作者的意见相反,立场不同。
要方导来调停,当裁判。
五六十年代许多经典战争片,和今天战争片的一个区别就是,对于敌人的塑造。当时的片子里,正反方一般都显得脸谱化。好的很好,样样都好;坏的很坏,滑稽、出洋相的坏。
东西方都这样。
那近年来有所区别了,所以演员们希望有所突破。
靳冬表示:“《辛德勒名单》里面,德国人也不全是坏人;之前还有个美国导演,从美国人和日本人两个角度拍摄过太平洋战争……我认为把敌人塑造得复杂一点,不影响电影评价。”
陈建彬更进一步:“如果敌人太糟糕,可能显得我们也不中用。正因为打的不轻松,所以才有价值。苦难辉煌嘛……苦难才塑造的辉煌。”
演员们大体上是支持给反派发挥空间的,因为这样他们也好演戏。对手都是些菜比、泥人,我怎么发挥?
到了创作者这边,就正好相反。
郭凡直言:“给反派表演空间是险棋,我不是说不可以,但不适合我们的电影。”
方沂:“你说说原因。”
“我们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我们预计拍出来有多长的时间?九十分钟,一百二十分钟?最多不会超过一百四五十分钟吧。《辛德勒名单》有多长?三个小时。他们拍了什么大规模战斗?他们拍的比我们少得多!所以他们用于塑造反派的空间比我们多……”
“电影得取舍,面面俱到要不得。”
“朝战不是骑士对决,君子之战,你方唱罢我方登场,是你死我活,命运攸关的战争。”
那军事专家怎么说呢?他们也属于创作者之一,是编剧组的成员。
方沂请到了国防大的军史专家,以及抗美援朝纪念馆的研究员:
“根据资料,对美军的评价是‘火力之猛世所罕见’,‘常常陷入到包围后,硬是凭借重装备让我方啃不下来’,“让我们打苦战,打硬仗”;另一方面,‘轻步兵’的战斗意志相对低下,进攻欲望不强,往往轻易放弃阵地。”
这就更矛盾了,美军又强又弱。既能打,又不能打。
但是电影必须选择一个基调。
方沂前期拍了些过渡段落,不涉及到特型演员,他心里逐渐倾向于郭凡的意见:什么表演尺度,就老实演反派得了,全是恶人,啥尺度也不需要。
不过他同时也是演员,有时候会觉得,央戏帮说的有道理。
这种态度在九月二十八号发生了变化。
剧组拍摄地在宽甸县,这地方是我国反细菌战和卫生运动的发起地。今年是卫生运动六十周年庆,从京城下来了摄制组前来拍摄专题报道片:《卫生运动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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