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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第二天一早,就收到了朝中大员亲自送来“摄政王手谕”,要他组织一批人对昨夜秦王府发生的“农妇案”一事进行宣传,为全面展开反腐运动打造声势!
孙可望可谓是十分爱惜自己的羽毛了,做事必“师出有名”,而且高举“为国为民”的大旗,满嘴仁义道德,个人声望也由此与日俱进!
如果只看他说了什么,不看他做了什么,设立了什么制度,孙可望绝对是一个可以载入史册的仁义之君!
现在朝中的异党和几个典型贪官都已经被打得差不多了,各个重要部门也已经完成了一轮反腐和重要官员的补充,全部都是孙可望提拔上去的人,他自然要趁此机会,更进一步,对基层进行全面的整顿。
不过,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这次反腐运动,各个案件的审判,真真切切是按着“大明律”来的,孙可望并没有过多插手,反而是训斥了那些妄图揣测他的意思,随意加罪减罪的大臣,大理寺官员更是直接被裁撤了四人。
孙可望自然知道运用特务机构,凌驾于法律之上,打击异党,处理贪官,效率会高得多,也更容易达到自己的目的,可对于政治体制转型而言,终究是弊远大于利的。
这片土地上的人治色彩太过厚重,已经严重限制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君权的极度扩张,更是使得法治永远都是一个笑话。
强如朱元璋,可谓是封建帝王里面,数一数二的开国皇帝了,原本企图以“大诰”,“大明律”治国,但又设置了锦衣卫这一机构,以便于自己打击大臣勋贵,巩固统治。
最终,经过朱元璋的以身作则,证明了“大明律”就是个屁之后,大明的所谓“法治”,也直接断送在了这位朱明王朝的创始人手里!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谓的“大诰”,“大明律”,也只不过是适用于百姓罢了,朱家子孙,大臣勋贵自然另有一套法则,朱元璋也从来没觉得自己应该受到“大明律”的制约。
不过,孙可望和朱元璋不一样,他不能,也没有必要那么做,朝中的这些人根基都不够深,大西-永历复合政权的核心权力在军队里,军法队自然会特事特办!
只能说,任何的改革和转型,都是充满矛盾的,有的地方能改,有的地方不能改,有的地方得先改,有的地方得后改,其中的尺度,便是所谓的“政治智慧”了!
而朝中的那些人精,很快就嗅到了孙可望的意图,心中欢喜万分,一个个都开始研究大明律去了!
要知道,比起把性命交给一个高高在上的人,生死只看对方的喜怒哀乐,把性命身家交给律法,明显安全得多!
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孙可望的这个小朝廷更加稳固了,大臣做事也不再那么畏手畏脚,生怕上面一个不高兴就能找借口撤了自己的官!
王夫之看了孙可望的“手谕”之后,随即叫来了孙可望的心腹,翰林院编修兼岳麓书院副院长方于宣,以及好几个岳麓书院的同僚,准备开始筹划此事。
现如今的岳麓书院已然成了永历-大西复合政权的人才集散地,不仅仅是为参加科举的考生提供学习安身的地方,更是在孙可望的要求下,开始按照教学性质,有了固定的工匠速成学堂,军官学堂,士兵学堂......同时,除了四书五经,大明律以外,还专门开设了农科,算数,工程,审计,冶炼等等新科目。
当然,这些都只是在孙可望的授意下,从军中民间,传教士中挑选了一些人才,在小范围地进行实验,尚未大规模推广,但一个培育各类新型人才,汇聚了全国精英的教育机构雏形,已然出现。
孙可望除了在这个时代首创了某些科目,给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内容提要以外,并没有过多干涉科目内容设置的事情,他将大部分新开的科目都纳入了“新科举”中,并放低了录取门槛,以此作为学子研究创新的最大激励。
当然,若是工匠,农科,算数,审计之类,学堂的教育模式和后世的职业学院没什么区别,只是速度快了许多,几个月就能培养一个合格的新工匠。
而且,学堂速成之后,只要合格,每一个工匠都会有人对接,直接安排进厂,成为一名月入二两银子,一石粮食,享受住房,子女教育福利的光荣“大明工人”。
在大西-永历复合政权,军户,匠户都不再是贱籍,而是一个不断壮大的特权阶级,一个始终坚定维护孙可望统治的基本盘!
在如此这般就业福利与政策的双管齐下,使得不少出身贫寒,头脑灵活,又能吃苦的人都趋之若鹜!
孙可望相信,只要工匠有尊严,有地位,有高薪,各级官员的特权和贪腐得到遏制,很多所谓的歧视链很快就会消失。
没有什么问题是钱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一定是钱不够,他要的只是尽可能地搞更多的钱,推进整个体系,乃至整个文明的转型。
当然了,岳麓书院这么重要的机构,完全交给王夫之,孙可望并不是非常放心,所以他把方于宣调了过来,帮助王夫之管理书院,并确保书院永远忠于他!
王夫之和方于宣一阵商讨之后,这件为孙可望唱赞歌的事情不出意料的,又被方于宣抢了过去。
不过,王夫之向来不屑于参与这样的事情,他有自己的坚持,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卧底身份,更是忠心于永历皇帝。
尽管,熟读史书的他看了《论李维罗马史》之后,心中隐隐有了别的想法,心中既认同,但又不愿意承认某些事实!
方于宣又从王夫之手里抢了一件好差事,心里十分高兴。
要知道,现在孙可望比原来历史上权势更大,击败满清也不再是纸上谈兵,投靠他的文人官员数不胜数,方于宣的地位远比不上之前。
所以,方于宣也比原来历史上更加谄媚和毫无底线,组织起了几个和他一路货色的文人,竭力吹捧孙可望和朝廷。
在他们的眼中,如今的西南,百姓安居乐业,人人吃饱喝足,政治清廉,官员做事,将士卖命,可谓是“阜安民乐”!
而这一切,自然都是英明神武孙可望的功劳,没有摄政王孙可望的领导,就没有西南六省百姓的美好生活,更不用说驱除鞑虏,恢复河山了!
因此,忠于摄政王孙可望,听摄政王的指挥,拥护摄政王,便是忠君爱国,便是抗清的唯一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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