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一十六章 军事勋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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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诸将明确了战后的基本部署之后，孙可望又把刘体纯给单独留了下来，战后各省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军队物资的供应，都需要这位“总理内政大臣”的统筹，而孙可望也需要从他那里了解自己具体有多少资源可以调度，以确定下一步扩军和新一轮进攻计划的时间和规模。

按计划，殿前军在完成休整，巩固防线之后，除了留下少数军官和军法队训练新兵以外，主力将分批返回湖南继续休整和训练，冯双礼和马进忠的兵马则会暂时接替这些地方的防务，驻守鄱阳湖西岸的各个要点。

“现在大战已经结束，新收复地区的兵甲弹药和粮草都缴获甚多，已经基本足够大军半年的训练所用了，长沙，常德两处武器工坊的生产要尽快恢复正常，原本占用了卷烟，布匹，农具和糖酒等行业工匠和器械的，都要尽快归还。”

孙可望和刘体纯站在王府的阙楼上，眺望着仍旧有些破败的南昌城。他们身边只跟着几十个孙可望的心腹亲卫，并没有其他人。

“清军借着战时混乱的机会，在湖北，江西劫掠无度，以致百姓流离失所。如今一溃千里，所得大部分都归了朝廷，这些都是日后恢复江西湖北的生产，以及孤封赏诸将士的本钱，一定要好好利用起来。”

刘体纯接到武昌大战的捷报之后，便立即安排手下的官员开始为江西，湖北两地的营庄建设做准备了。这其中涉及到大量物资的分配，还有招募流民，管庄，以及配给站管理，农兵的训练，工坊的建设等诸多问题，涉及到的部门和系统更是数不胜数。

“禀国主，臣在离开长沙之前便已经安排手下着手去做了，现在湖南各个工坊正在加紧生产，一定能在国主封赏之前把东西都生产出来。”

“从户部支一笔钱出来，然后购买一批卷烟和酒水，孤到时候要犒赏全军。如果户部暂时没钱的话，就先和工坊打白条，但你要亲自监督，这笔钱必须按时归还，把账给平了，绝对不能开这种先例。

对了，孤收到了世子的信，说是广东方面，武器工坊和海贸他都已经基本控制，福建之战胜后，葡萄牙人更加不敢放肆，如今仅仅是和澳门的贸易，便已经盈余数十万两白银，海贸是补充国库的好法子，商税也是。这个要好好研究，但记得，别盯着小商小贩的那三瓜俩枣，逮大户收。”

“是，国主。”

“还有，赏赐和抚恤下发之后，暗中让所有配给站统一抬价，把赏赐的损失全部抵消。”孙可望想了想，又说道：“这事一定不能泄露出去，孤也不会下旨意，你交给心腹去做。到时要是出了问题，明着先把人放下去，过段时间再给他升官。”

“臣明白！”

就算孙可望不说，刘体纯其实也已经有这个打算了。收复湖北和江西的缴获虽然丰富，但几十万大军的消耗同样浩大，这些缴获不过是能够暂时缓解国库的空虚，让财政勉强支撑到赏赐之后罢了。

至于春耕所需，江西和湖北的建设所需，自然需要从这些获得了大量赏赐和军饷的士兵和军户身上出。正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孙可望明面上不能吝惜赏赐，实际上也必须通过不为人所察觉的“间接税”，为耗费巨大的军备买单。

不然，他又何必把部队拉回湖南休整和训练呢，其实还不是为了让他们把银子带回去，然后重新再收回国库，为下一场大战做准备。

当然，这些士兵用命换来的军饷，赏赐，和抚恤，自然可以为自己和家人在配给站换取丰富的商品，无论是卷烟，糖酒，还是农具，布匹和粮食。这也是孙可望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和管理创新之后，这个时代的人们相对于满清控制区迸发出来的超额生产力。

“招募流民，建立营庄的事情要尽快，咱们必须以最快速度控制人口。不然，无论是招募新兵，还是征粮征徭役都将困难重重。”孙可望说着，顿了顿，然后扭头看向了刘体纯，又继续问道：“江西和湖北的人丁户数，现在掌握了吗？”

“暂时还没有，但是根据反正过来的官员所言，江西人丁十分繁盛，虽然经过清军数次屠杀，但估计还有上百万户，两多百万青壮丁口应该还是有的。”刘体纯回忆了一下，又继续禀报道：

“不过，湖北的情况就不容乐观了，原本就几经混战，现如今又经过了清军的一番折腾，恐怕人口和湖南已经相差不大，青壮丁口可能只有五六十万不到。”

相比起西南诸省，江西虽然也因为历次战争损失惨重，但因为人口基数大，保留下来的人口也非常多，特别是鄱阳湖西岸，赣江流域，更是这个时代长江流域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

“比起西南，这两个地方的田地和人丁都已经好得太多了。不过，这些地方的乡绅力量都十分强大，咱们将来还要和江南地区，以及北方各省的乡绅合作，所以在这两个地方，营庄不能搞得太过火了。

还有，配给站只能建在营庄里面，外面的生意可以让那些地方乡绅到咱们的工坊进货，但尽量不要和他们起冲突。不过，商税和粮丁，该征的还是必须要按额按量来征，这绝不容有失。”

刘体纯随即点头称是，营庄是孙可望控制基层，控制人口的根本，围绕着营庄发展起来的配给站，农兵更是他赚取军费，威慑地方乡绅，保证粮草徭役税收的基础，他这个内政大臣最重要的职责之一，便是营庄的事务。

不过，现在，无论是孙可望还是刘体纯，他们的眼光都不止是下一场战争了，和地方乡绅的合作，成了更重要的问题。

而且，孙可望并不愿意在全国推广营庄制度，这毕竟是“战时体制”，若是全国推广，必然尾大不掉，形成一个特殊的利益阶级，到时就骑虎难下了。以这个时代的制度和科技，最终恐怕不过是加强版的卫所制度罢了。

凡事都是有利有弊的，一项制度既然可以实现对人口的极度控制，实现极度集权，将整个社会的资源全部动员起来，投入战争，谋取军事上的胜利，那必然会在某一天反噬，甚至生成天怒人怨，可谁也无法击败的怪物。

换言之，孙可望为了汲取足够的战争资源，现在还需要营庄，但他意识到了营庄可能产生的后果，只愿意在湖北和江西适度展开，就如同李定国在广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