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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西魏当下的货币现状,民间乏钱可用,主要是缺乏市场认可度高的好钱使用,而官府的仓库中则堆积着数量众多的烂钱,也难用以洗劫民财。
李泰当然不是要铸币以洗劫民财,而是为了解决切实存在的社会问题,所以既然要铸造新钱,那就要铸造足重的好钱。如此才能重新塑造市场信心,培养货币使用习惯。
如今朝廷所积储的铜料数量也有不少,随时都可以开炉铸钱。只是后续钱币的投放和规范使用、以及对于私铸盗铸行为的监管才是推行新钱的重中之重。
关中恶钱杂行久矣,一旦出现这种足重质美的好钱,第一便会引发囤积收藏,第二便会引发违法熔铸。新行的钱币长期在市场上流通量不足,发行了等于没有发行,反而会耗费朝廷的人力物力与执法成本,并且损害新钱的信用。
对此李泰跟臣属们讨论一番之后,还是决定新铸钱币并不直接全面向民间投放,而是优先投入军市交易之中,先向军士们进行赊贷,在军市当中形成一个回流,然后再渐次放大投入的规模与范围。
之所以要作如此谨慎的尝试与限制,还是关中的经济体量与河北相比仍小,加上赋税水平也比较沉重,一旦小民财富因为货币改革而出现了价值的巨大波动,甚至便有可能赤贫破产。归根到底,还是关中的社会民生对抗风险的能力仍然比较弱小。
货币这样一个多年处于无序状态的交易体系再被重新启用,货币在与商品挂钩的同时,会随着市场信心的变化而出现高低起伏。这种起伏是官府都难以预判和控制的,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频繁的市场交易来逐步稳定。
这个过程难免会出现一些投机行为,钱涨铜高、谷帛如土,赌对了那就喜笑颜开,赌错了难免倾家荡产。
李泰作为政策的决策人,也做不到控制所有人的思想行为,他能做的就是用谨慎的态度逐步去推动,给社会预留下足够反应和消化的时间,尽量降低币制改革给社会财富带来的猛烈冲击。
在经过一番讨论之后,铸造新的钱币这一事情便被立项、加入到接下来的政府事程之中,而新的货币则就拟定为“同治五铢”。
铸造同治五铢,是为了满足国内的市场交易需求,但如今的西魏同样也有着大量的对外贸易。像是陇右、蜀中、山南,包括陕北都进行着许多对外的商贸活动。而且接下来淮南还要建立一个与南梁之间商贸互市的自贸区,用与江东之间进行市贸。
河套地区所设立的灵州总管府以及下辖的五原定边城,同样也兼具一个与塞外胡部进行互市的职能,从而加强对整个漠南地区的渗透和影响。
眼下李泰对内推行的货币政策是为了激发社会活力,所以在境内货币供应充足之前,是不考虑将同治五铢钱向外推行。钱虽然不会长脚,但是人会。
为了避免大量的同治五铢借着对外商贸流出于境外,除了对同治五铢的使用场景加以限制之外,李泰还打算铸造一种新的专门用于对外商贸的货币,暂时拟定为同治万国钱,与同治五铢的兑换关系是以一当十。
这种当十钱只能用于对外商贸,不准在境内流通。这自然就是为的掠夺境外商贾之利了,只要这些外贸商人想要进行商贸,就需要卖出自己的商品以换取万国钱,否则那就不能入市交易。至于给李泰提供信心的,除了西魏越发强大的军事实力之外,还有蜀锦和砂糖这种绝对强势、舍此别无的商品!
不过在这两种新的货币正式铸造推行入市之前,还有一些防范工作要进行,那就是尽量扫清市场上存在的铜料,以及控制好一众储铜大户。
同治五铢钱因其足重的特点压低了私铸的利润,只需要提防通过各种渠道退出流通市场。同治万国钱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高利润外贸货币,一旦被大批的私铸坏市,那影响可是非常恶劣的。
关中钱贱,连带着铜的价格也不是很高,并不是表现强势的商品,因此民间正常情况也不会大笔储存。而拥有大宗铜料的,往往就是沙门佛寺。
在各种因素累加之下,李泰也觉得长安这一场持续两个多月的大辩论应该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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