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匹夫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第767章 尝试修补信任,三国从忽悠刘备开始,浙东匹夫,笔趣阁),接着再看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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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安顺冲质桓灵,鲜卑之祸愈演愈烈,跟朝中自窦宪获罪后,其后八十余年,屡以外戚为大将军掌兵、而天子亡故后又靠宦官另立旁支、外戚宦官互相攻杀、大将军屡屡不得善终有关。
窦宪、邓骘、阎显,都是曾有对外武功的大将军,却不得善终,连续三朝先例在前,到后来幼君与外戚的关系便越来越势同水火。
不仅把幼君推向了宦官,导致乱政加剧。也导致此后为大将军乃至挟君把持朝政者人人自危,越来越想拥兵专权以自保,梁冀、何进、董卓、袁绍、曹操,愈演愈烈。
自梁冀以后,那些大将军只是空挂其名以揽朝政,并无对蛮夷御外侮之功,因为权力斗争被杀,倒还不至于在后世史书上被人借鉴自比以自危。
但窦宪有封燕然山之功,可比卫霍,细读其史,他本人不过是跋扈专权之罪,谋反则未必。从和帝对窦宪的处置来看,窦宪并非被朝廷定罪而明正典刑,只是落入办案的大鸿胪梁棠之手,逼他自行了断。
朕以为,先在弟妹修的《后汉书》里,重新把史官点评的部分修饰一下,强调窦宪罪不至死,只是梁棠与窦宪两家外戚宫斗私逼致死,以显示大汉公允。对于攘除外侮之武臣,非谋反不以死罪论的宽宥。
要是顺利的话,把《汉纪》里的韩信之死篇目,乃至《史记索隐》里重新补足的‘太史公言’对韩信案的点评,也都加上,强调‘韩信罪不至死,高祖从未下令处死,为吕后似加重刑’。
如此,可能多挽救一些后世君、将之间的相互信任?至于明诏给这些古人重新定性,还是等过几年,天下彻底统一再说。反正有朕一日,云长翼德子龙这些是不用担心的,朕担心的是后世子孙任用的那些武臣,肯不肯释怀为公。”
刘备也不能直接说自己祖宗不好,但好在他找的这两个例子,已经是能够尽量遮羞修修补补了。
韩信从法理上来说确实不是刘邦下令杀的,当时他在外打仗征讨叛军,虽然可以说吕雉的命令大概率是揣摩了刘邦的意思,但这里面还能有机会圆回来一点。(韩信是否有谋反这里不讨论,展开又很长。我认同王立群教授的分析,削为淮阴侯的时候确实没有反意。后来可以说有嫌疑,但毕竟是第一次被削了之后被逼了)
窦宪和办案逼死他的梁棠的恩怨,也可以解释。
因为窦太后和梁贵人的恩怨,就有点像灵帝时候何皇后和王美人的恩怨。窦太后是正牌太后,但她没儿子继承皇位,是被她压制的梁贵人生的儿子成了汉和帝(但梁太后没有像何皇后鸩杀王美人那样杀梁贵人,她寻罪杀了梁贵人和梁棠的父亲,梁贵人是自己惊吓郁闷而死的)。
所以说梁棠要找杀父仇人的弟弟报仇,私下逼死窦宪,也说得过去。
刘备这就是想把有统一战争和对外战争大功的人的定性平反一下,示好于后世武臣。
这招他活着的时候完全用不上,完全是他觉得这样可以给子孙积德,让武臣对皇帝的猜疑链稍稍松一些。
当然了,那些纯粹因为外戚成为大将军、混日子没有对异族大功的,就完全没必要平反了。不管他们有没有谋反还是仅仅跋扈就被杀,不重要。武臣对君主的信任,也不会因为联想到这些人的下场而有所损失
比如梁冀那种外戚跋扈将军,对外作战屁事没干成,哪怕他没想篡桓帝,只是跋扈专权,杀了也就杀了,不解释。再说梁冀也不是被明确问罪而杀的,是直接畏罪自杀。而且梁冀鸩杀质帝的罪名跑不了。
当然了,这一切的前提和操作,也就是基于刘备现在所处的环境、华夏文明之前还没有武将篡逆为皇帝的先例,皇帝杀有功武将的先例也极少,所以还修修补补得过来。(武将篡国君、国君杀功臣的例子很多了,那都是春秋战国时候的王,不是皇帝。有皇帝制度之后还没有)
如果是已经唐宋了,恶劣先例历史包袱太多,那还修补个屁。就算君主想修补,李素都会主动劝他放弃的,都烂了,补丁面积比本体还大,修不过来的。
历史太悠久,有时候也是一种包袱。会让每个人都代入其中的角色,然后揣摩“我代入的这类角色在历史上有没有善终”,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习惯。
揣摸多了,原本没有反意的,因为看到的悲惨案例多了,也杀心渐起(君臣都有问题,都有杀心,不是单方面的)。
现在这状态,能不能补回来,李素也说不好,但刘备想尝试,看起来就算干不成,也不至于有什么反效果,也不至于被说“揭祖宗的短”,导致思想意识形态混乱。
何况,两个案子分别过去四百年和一百多年了,也可以解释嘛,也确实不是皇帝亲自下令杀的功臣,试试就试试吧。
刘备决定以后一定要教导后续子孙,好好读读历史书,要自己读,不能让博士挑重点讲解。
当皇帝的人,尤其是生于深宫,本来就对社会缺乏了解,不知民间疾苦,再不以史为鉴,根本就不了解如何代入和安抚臣子的疑虑。
安排完这些,刘备因为刚才提到了给韩信平反定性的事儿,也是越想越惋惜。
高祖一辈子留下的绝大多数是政治遗产,但唯独这儿,让人扼腕叹息。虽然刘备也知道那是刘邦当年正统还不够强,所以手段狠了一些。如果是刘家人已经当了哪怕五六十年皇帝了,再有个韩信都不用怕的。
如此一想,刘备就骨鲠在喉地衍生出两个问题“伯雅,高祖与韩信之前,虽然没有武将篡帝、皇帝忌惮功臣之能而杀大将的恶例,但春秋战国时国君杀大将、大将篡国君的例子还是不少的。
那为何只要国君与大将之间没有篡逆相杀,天下的人心就可以信任这种稳定能一直被借鉴下去呢?为什么他们不会借鉴到勾践文种范蠡身上去?
如果高祖之前,秦始皇不再用民过重,以秦之正统,是否可以完全不杀功将而平稳有天下?秦始皇生前,王翦等人也颇得善终,蒙氏之死,那也是胡亥时所为。”
刘邦想到这一步,完全是彻底进入了“酣畅”向“酩酊”过渡的阶段,所以连同情秦始皇的假设都开始说了。
当然,他作为汉朝皇帝,肯定不是出于希望秦始皇的天下一直下去,他只是忍不住做一个“正统性足够的君主,该如何建立一套世世代代安抚武臣的制度”的思想实验,以为自己借鉴所用。
这种思想实验,他也只敢在没有外人的时候问,否则太有损皇帝的形象。
面对刘备执着求知求安慰的状态,李素决定给个高屋建瓴的回答,让他放弃幻想,同时结束今天的讨论。
李素“陛下,诸侯国君背信弃义、出尔反尔、鸟尽弓藏,与皇帝做上述三类同样的事情,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诸侯国君并非天下共主,有无道者,还有天下他国共诛之,吊民伐罪。
所以哪个国君做得不地道,自有外部势力惩罚他,国民也不用担心天道正义得不到伸张,不会把自己代入受害者,只会觉得那个君必然被百姓所弃、国力日衰、最后为其他诸侯所灭。
所以从这个角度,皇帝背信弃义的伤害要大得多,士庶百姓都会发现其上再无制衡竞争之人去惩戒这种背信弃义。而秦始皇不可能久有天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跟他看不透这一点有莫大的关系,这种假设一开始就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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