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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国的使臣离开了,但垂拱殿上的大宋皇帝和大臣们如同吃了个苍蝇似的难受。
他们被威胁了。
想要愤怒,当然是当着辽人的面愤怒,却不敢的憋屈可不好受。
有骑兵就了不起吗?
当年大宋也有,还不少。
要不是西塘吐蕃的贸易断了,西凉还被西夏给抢了,大宋也不缺战马。也不畏惧和辽国一战,可是现在,大宋的战马存量已经不多了。辽国一旦越境,大宋的城池可能会没事,但是城池外的村庄就该倒霉了。
开战,尤其是对克制自己的敌人开战,所承受的压力永远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赵煦脸色发白的看向了章惇,艰难道:“章相,你意如何?”
章惇的臭脾气,早就想法发作了,可是他也想到了大宋和辽国的实力不对称。不同于西夏,辽国要是南下,很容易就打到中原腹地。对大宋的经济破坏是史无前例的灾难。如果他这个宰相一意孤行要开战,最后大宋的损失巨大到让所有人无法承受。大宋不怕和西夏打,关中早就不复前朝时期繁华,可是辽人进攻的地方,都是大宋最为富庶的地区,这样的损失,很容易让大宋彻底崩盘。最后,论过,他可能就要成历史上的晁错,被祭旗的那种倒霉蛋。
他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最后才叹气道:“陛下,臣以为不宜树敌过多。”
听到章惇的奏对,赵煦松了口气。他被气坏了,但同时理智告诉他,与辽国开战不但没有好处,还会让大宋陷入巨大的困境之中。
即便是他爹,也不敢这么想。
“诸位爱卿呢?”
皇帝也不能听章惇的一面之词,做皇帝的要一碗水段平,在后宫是这样,在朝堂也该如此。当然,就赵煦的小身板,在后宫想要一碗水端平,这辈子都没指望了。他十岁时候娶的一百个嫔妃之中,如今快十年了,还有不少是处子之身。不是他不想,而是身体不允许啊!但是在朝堂上,彰显他的大度,这点气量他还是有的。
蔡卞觉得章惇话没说完,似乎有话要说,
却又顾虑太多。谁让他是章惇的跟班呢?老大没说完,小弟补充。
他清了清嗓子,很难得的说了自己的见解:“臣以为辽国以骑兵威胁我大宋,虽没有开战的迹象,但我大宋不能不防。我朝的精力放在了西夏,无暇顾及辽国的威胁。但我河北两路的禁军,不能无所作为。”
“爱卿有何计策?”
“挖沟!”蔡卞笃信道:“骑兵需要开阔的平原,咱大宋没有太好的防备办法。但挖沟渠能阻碍骑兵行动,同时还能兴修水利,一举两得。要让辽国看到我们有所防备,不敢轻举妄动。等我大宋对西夏决胜之后,才能筹备对辽事宜。”
“会不会赋税无法支撑?”李清臣担心蔡卞这么做,会让户部对西北的支出减少,这对于已经占据优势的西北战事来说,蒙上了一层隐隐。
章惇没好气道:“不会短了你枢密院的钱财。”
面对辽国的武力威胁,皇帝和群臣也商讨不出个绝秘的办法。尤其是面对十万,甚至更多的骑兵南下的时候,就更难了。大宋不怕西夏的入侵,主要是西夏南下大宋关中平原,中间隔着几百里的山地。西夏人再多,也难以突破环庆路和鄜延路的防区。即便西夏攻入关中平原,想要进入中原还是难之又难。函谷关过不去,一切都是空想。可是辽国就不一样了,一旦保定府被破,四京之一的大名府就暴露在了辽国的铁骑之下。
大名府被破,那么黄河防线也不稳当,汴梁也暴露在辽国铁骑的进攻之下。
京城要是受到了威胁,那么大宋王朝也在旦夕之间了。
当年真宗就是差点被辽军打到京城,才不得不下令在澶州和辽国决战。平原决战,对于宋军全步兵的艰难程度来说,可想而知。再加上个不安分的西夏,赵煦觉得当初亲政的时候立志要做千古一帝的梦想,有夭折的迹象。
用打仗来威胁大宋,会有效果吗?
很多时候会有。
西夏在真宗时期就有了自立的迹象,大宋早就指挥不动西夏了。可是真宗被大臣们坑的死去活来,哪朝哪代有大臣骗
皇帝去前线打仗的臣子?
别的朝代没有,可在大宋就出现了。
真宗可不想自己再一次步澶渊之战的后尘,再被大臣们哄骗一次。再说了,西夏又不是河东、河北,对于大宋的重要性根本就不能同日而语。不听朝廷号令就不听吧,真宗觉得也没什么。最关键的还是他堂堂皇帝,被大臣骗去了前线坐镇,最后还没有打赢。这很伤自尊。
万一要是大宋对西夏也没有打赢,他这个皇帝就该下——罪已诏了。
低头认错,对任何一个皇帝来说,都是这辈子都无法洗刷的耻辱。
到仁宗时期,李元昊的叛乱开始之后,大宋的朝堂才突然发现,西夏已经成了大宋的心腹之患。可几场大败之后,就连仁宗也没有了信心。尤其是赋税上的不足,让皇帝和大臣们紧张万分。
当仁宗突然发现,朝廷一年的支出超过赋税最多的时候达到了两百万贯。当时仁宗府库里至少有五千万贯的钱财积累。但皇弟家也不能寅吃卯粮吧?
实际上,两百万贯对于大宋当时六七千万的财政收入来说,根本就不值一提。寻常年景,也不过几十万贯。
这一刻,宛如灭顶之灾般让他老人家坐不住了。也是庆历新政的诱因。什么冗官,冗兵,冗费,之类的积弊,都是假的。要是别的朝代,加税就能解决。而且就缺口来说,缺的并不多。调整盐铁税,就能彻底解决。可是在大宋,从皇帝和官员,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才是变法能实行必要条件。
仁宗没有想过加赋。
神宗也没有想过加赋。
到了赵煦亲政之后,也没有想过要加赋。别看大宋的赋税连年创造新高,主要是人口多了,多了三千万人,赋税不多才奇怪。
至于说大宋的贫富差距大,在城中的百姓和务农的百姓之间的差距,让社会底层极不稳定。可这话也是鬼话,大宋的贫富差距是大,但大的原因其实不是地域的问题,而是职业的问题。种地的农夫收入少,主要是大宋对粮食价格的调控太严。
大宋对粮价的平抑,已经到
了封建王朝的顶峰,甚至可以说魔怔了。开国以来,有记录的粮价一直维持在200文至300文之间一石。盐价从唐朝时期的150多文,降低到最好的海盐在45文一斤。这样的价格,对于亩产才两石多的农夫来说,尤其是那些没有土地,租种的佃户来说,辛劳一年,根本就剩不下钱。但要说,吃饭都吃不下去,也说不过去。大宋造反多,很多造反的头子目的就很不纯洁,他们是为了等朝廷招安,好做官。
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贫富差距巨大,这才是大宋的困境。
尤其是城市人口可以轻松赚取农夫的两倍收入,但税收却要比农夫低的多。这导致了大宋手工业极其发达,大量有一技之能的农民,抛弃土地进入城市生活。这恐怕才是大宋最大的困境。尤其城市人口,可以个给富人做奴仆,甚至年轻女孩也可以去给富人做丫鬟小妾。别以为进入官宦之家做小妾就低人一等,小妾也要签契约,过两年等见了世面,还能出府嫁人。
而且给官宦人家做过小妾的年轻女子,在婚假市场上颇受欢迎。因为这些女子是见过高贵人家的规矩,是能够传家,提升普通人家家教的捷径。
想要解决农业人口和城市人口的差距,废除解除农业税,但这对任何一个封建王朝来说,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困境难道大宋的皇帝和大臣们看不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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