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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在,明朝初立,朱元璋有一直未曾放权,地主阶级根本没有渗透进朝堂之中,能得到一些消息,已经是实属不易,自然无法像是后世明朝末期那样,凝聚起力量对抗新政。
现在的地主阶级不像历史上那般强势,但毫无疑问,现在他们的胆子无疑更大,他们现在竟然想要造反!
当然,胆子虽有,却也只是嘴上说说,他们要是真有这个魄力,在元朝的时候他们就不该是地主,而该是门阀了。
所有人都想推举沈荣来主事,让他拿下个章程,是造反也好,贿赂也罢,反正是不能让摊丁入亩之策顺利的实施。
但是沈荣能有个什么办法,朝中有没有门路,自家里更是麻烦事一大堆,至于造反这个选项,他一开始就没有在脑子里存在过。
思来想去,无非还是老一套,开始到处在民间宣讲朱元璋麻木不仁,残暴昏用,想要用民意来给朱元璋施压。
这一幕,其实在历史上雍正施行摊丁入亩的时候也发生过。
清承明制,一直以来清政府收税的方式很大程度上,还是像明朝那样对百姓征收田赋和丁税也就是人头税,收人头税的时候,你家里有多少人,就按每个人多少钱乘以人数来交丁税,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是缴纳一样的丁银。
富人和穷人缴纳一样的丁银,广大的贫民们明显负担更重,而富人却不会有什么感觉,小户人家,家财不丰,又因为人多地少,会逐渐付不起丁税,也就甘愿卖了土地去给地主当佃户,甚至被逼得卖田卖身、溺死婴童。
结果依然还是土地兼并,甚至于清朝时的土地兼并比明朝还要严重,明朝时至少撑到了后期方才如此,而清朝,早在康熙年间,土地都逐渐集中在了官僚手中,土地兼并问题开始变得严重起来,土地年年兼并,贫富日益不均,农民人口增长,但手中却没有土地,“一邑之中,有田者十一,无田者十九。”
于是到了雍正上位,立刻开始了“摊丁入亩”的改革,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明朝没有坚持下来的政策,在雍正这里,完整的实行了下去。
雍正帝一改往日按人头收税的旧法,改为按地收税,进行大规模检地运动,核田归税,将历代相沿的田赋、差役和丁银等项逐步合一,形成一切出于田赋,实现了真正的一条鞭法,并宣布“永不加赋”,这样就等于将流行两千多年的人头税废除了。
浙江《嘉兴府志》上评价说:“田亩起丁(摊丁入亩),田多则丁多,田少则丁少,计亩科算,无从欺隐,其利一,民间无包赔之苦,其利二,编审之年,照例造册,无须再加稽核,其利三;各完各田之丁,无不能上下其手,其利四。”
而摊丁入亩之策,初一施行,便成效显著,从雍正初年到末年,其财政增长了近十倍。
当然,雍正虽然将此法推行了下去,但同样也被所有士大夫群体所仇视,因此遭到了既得利益者们的一致抹黑和栽赃,导致雍正的名声非常不好。
雍正加在康麻子和乾隆之间,论功绩,可以说是这三人中最大的,但是在后世的评价,可能还比不上好大喜功到已经可以称之为昏庸乾隆。
这其中,当时清朝的士大夫群体可以说是居功甚伟。
而现在,无非是历史提前重演了一次罢了,地主们想要用民意裹挟朱元璋,让其摊丁入亩的政策无法顺利施行。
可结果,地主们却发现,往日里那些极为好蒙蔽和裹挟的百姓们,突然好像聪明了,无论他们说什么,如何鼓吹摊丁入亩不如人丁税,给朝廷缴税不如把田地投献给地主,他们必然善待佃户,百姓们依然不为所动。
到了这个时候,地主们才算是真正的慌了。
几番探查之下,那份早已风靡了整个江南直隶地区的报纸,悄然出现。
报纸经过这么久的发酵,早已不再是局限于应天一地,整个江南地区皆有贩卖,但是这其中自然也有盗版的功劳。
李洪也不甚在意,在不扩大印刷厂的情况下,供应应天府每周两期,一期二十万份的印刷量已经是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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