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六十章 劫后余生

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畅读/小说模式并且关闭广告屏蔽过滤功能，避免出现内容无法显示或者段落错乱。

1936年12月19日，大雪初停，西北与中原都是风和日丽。

在早晨清新的阳光下，准备轰炸西安的各地空军正整装待发。就于此时，一架从西安来的飞机先到洛阳，几个小时后又降落在南京。被俘的南京高官蒋鼎文，携带姜瑞元致洛阳机场、丁家桥的手书回到南京。

这份手令措辞温和，然而不容抗拒地勒令何应钦、贺衷寒，“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手令在丁家桥引起震动，大批**军的元老勋臣、政学系官僚和cc团人物起而支持宋美龄、孔祥熙。

主战派大势已去，但此时的贺衷寒、邓文仪，却极为牵强地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姜瑞元手令末尾的“顺颂戎祉”四字。

这个令人哭笑不得的解释，被贺衷寒、邓文仪煞有介事地用来四处动员。第二日，在他们的密令下，战争终于在渭河流域打响。

这一天拂晓，桂永清部队向华县一带的小股奉军，发动首次攻击。战斗迅速结束，教导总队在缴械两营后，沿渭河南岸急速西进。与此同时，十几架飞机轰炸渭南、华阴、三原等县城，渭河车站当即变成一堆瓦砾。

20日入夜，桂永清部抵达赤水一线，略事休整后，于次日拂晓作主力攻击。18辆轻装甲车迅速撕开奉军阵地。两军胶着一团。随即，大批骑兵、步兵在炮火掩护下，迅速切割、包围了奉军大部。

至下午四时，奉军被击溃。该役光彩之极，教导总队歼敌近3千，损失仅死34人、伤28人。

36小时之内，桂永清连下华县、东西赤水、渭南四城，西安门户已经洞开，在他前头的，是百里沃野，奉军已无险可守。

直到此时，何应钦的停战手令终于来了。

也是这一天，在西安，一种奇异的感觉，占据了宋美龄的心灵。那是熟悉宗教的人才会有的一种预感，似乎梦境一般地，历史在创造中，人物在活动里。

这一天，宋美龄她不顾劝阻，在充满希望的星期二早晨，走上座机。在她一行几人中，还包括一个特殊人物，戴笠。

戴笠出示了张汉卿的一封短信，短信希望戴笠能“在此艰险的境况”下，“代表起黄埔的力量”，以“希望求得一个最后的保障”。

于是，戴笠也登上了飞机，飞机向北飞去。到达西安之后，终于他们见到了“甚憔悴，局促有愧色”的花花少帅张汉卿。

而心急似火的宋美龄也见到了她朝思暮想的丈夫姜瑞元。姜瑞元告诉她，他正读书到“耶和华现在做一件新鲜事，他将让一个女人保护一个男人”。

在过去那被俘的10天里，这个曾经野心勃勃的党国之主以毫无表情的面容，或读《圣经》，或卧床休息。他紧抿的嘴唇，似乎透露着一种倔强、一些不屑。

期间很少说话，就算说，也是“你们杀了我吧”，以及“我是你们的领袖”这一类的硬气话。他犹如一口古井，幽深、孤傲。

但这些短暂的日子，他的心中，却有着惊涛巨*。在随时可能死去的这个房间里，可以感知到日出日落，雪飘雪止，然而一堵灰墙，却隔绝了他与自己统治下的广漠土地。这使他开始以一种近乎宗教的情绪，回味他曲折、漫长的一生。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复杂、最莫名其妙的大人物之一，从1927年开始，外界、包括西方，对他就有着各种各样的评论。有人说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有人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儒教徒”，还有的，则说他是军人、“独夫”、阴谋家。

但始终，对姜瑞元的评述与看法都是形形色色，莫衷一是。

谁都无法说清楚他，就仿佛这个人就和这诡异无序的历史一样，断裂而复杂。

从溪口小镇的“丰镐房”走出来后，那个单薄、年轻的躯体，介于儒教徒和流民之间。他读四书五经长大，对母亲、亡父甚至祖父，都有着深沉的、中国式的孺慕情绪。

然而，“我九岁丧父，当时家里的悲惨情况实在难以形容。我家无依无靠，没有势力，很快成了大家污辱和虐待的对象……”，这种惨淡的小镇生活、苛酷的生存竞争，使他又多少能够直面着lun理、宗族的虚伪和脆弱。

与这个沉闷年代的许多青年一样，他更多的，是流民色彩。

在刺刀决定社会的日子，他被潮流裹卷，选择了从军的道路。随后，在保定、在东京、在上海，他一面以流民本色，眠花宿柳，另一面又因宋明理学的熏陶，暗自克制与忏悔。

他仍然是一个在流民与儒教徒的夹缝里，不断徘徊的人。并且在佛教虚构的那个极乐世界中，寻找着精神的依托，生于乱世，这是许多人的选择，无关贫富贵贱。

然而让人遗憾的是，时势造英雄，他却并没有成为一个纯粹的儒教徒，甚至因为婚姻，而改变了对佛教的信仰，皈依了基督教门下。

他那种身上的流民色彩，还始终执拗地抬头着。但这个动荡的民初乱世，似乎就是这样的人的天下。

从黄埔开始，他继承了孙逸仙遗产的一部分。他拥有了长江中下游五省。不过是40岁出头的年龄，他就成了最大的军阀。

但南京政府是最大的军阀政府，又是最小的“中央政府”。孙逸仙的遗产是如此沉重，他继承几千名年轻军人的同时，还继承了一个最涣散的、“大染缸”一般的**党，一个让他回天乏力的时局。

是这些使他在短短四年内，两次下野，也最终迫使他，下定了赞助蓝衣社的决心。

1932年到1933年，是他一生最富有意味的时期。这短暂而纷繁的两年，他渐渐地眼热起军国的日本，并关注着法西斯的意大利、纳粹的德国。他开始了从一个军阀向一个独夫的过渡阶段。

从军阀到“独夫”的道路开始了。

他以“第二期**”为名义，追逐着“三大成就”，版图的统一，文化的新生活运动，作为未来社会雏形的“新江西模式”。

姜瑞元要缔造的事实上是一个“新中国”，但到1936年，统一的车轮在西安戛然而止，新生活运动和“新江西模式”，也随着以“火并”为象征的大大小小、层出不穷的内部倾轧，在一开始就注定了虎头蛇尾的命运。

貌似波澜壮阔的“第二期**”成就的，仅仅是他，这个刚满50岁的人，在1936年10月的寿辰上，以“献机祝寿”仪式为高氵朝的所谓“威望”。

威望也如此脆弱，被俘的10天里，经由端纳、宋子文等人的嘴，他已经知道了这“威望”是怎么一回事了。这使他进入了震惊、惶恐、寂寞的复杂心态。对自己一生最重大的反思开始了，而一生最重大的转折，也在这短短几天内，醍醐灌顶般地完成。

如果说，姜瑞元的一生，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早年的儒教徒和流民时期，青年的军人时期，壮年的“独夫”时期，与晚年的腐朽“族长”时期的话，那么，西安事变那惊涛骇浪般的14天，正是他从独夫到族长的过渡日子。

这个过渡是如此重大，又如此不易为人察觉。

姜瑞元自西安事变后，其性格发生很大变化，不再苛求于人事，更不再以长者自命。这个未来的族长，惊喜地用《圣经》话语来迎接他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