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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们解决了一个麻烦,自以为天下太平时,一个新的麻烦又出现了,历史就在一个个麻烦铺就的轨道上向未来驶去。
宣帝是汉朝以来的中兴之主,在他身边聚集了一大批当世英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萧望之、张敞、黄霸,还有一直辅佐于他的丙吉。然而,这些人也是让宣帝头痛的麻烦之源。
黄霸(公元前130年~前1年),字次公,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黄霸幼年时学法,甚是努力,在汉武帝末年被选为侍郎谒者,后来又在离国都的不远地方任财粮小史,他执法强调教化和宽容,与当时施行的严刑峻法迥异,遂受人称颂。黄霸一路平步青云,先后任陕西境内黄河以东均输长、河南太守丞、廷尉正(掌管刑法)、扬州刺史、颍川(禹州一带)太守等职。尤其在颍川太守任上,黄霸把颍川治理得井井有条,宣帝的诏书上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宣帝任他做御史大夫,并在丙吉死后,黄霸代之为丞相,同时被封为建成侯,总揽朝纲社稷。
表面宽和,内心狡诈,这就是黄霸。他是个合格的地方官,却不是宣帝心中合格的丞相。耐不住清闲的他上书宣帝,奏请封乐陵侯史高为太尉,史高是外戚,根底深厚,有裙带关系。黄霸举荐他,如果日后有事,也有人照应,这就叫同朝为官,和气生财。黄霸这么想,盘算得挺容易。然而,他打的是刘病已的算盘,刘病已的算盘很不好打。
宣帝看完奏章,立刻召见黄霸,劈头盖脸,将黄霸骂得狗血淋头。宣帝说,丞相只是三公之一,职责是管理好百官。大司马与丞相并列,与丞相同等级别,都受皇帝管理,丞相无权过问大司马的事。黄霸越权举荐,冒犯皇威。如果刘询想惩治,黄霸绝不能全身而退。
黄霸被刘询训斥后,害了一场大病,几个月下不了床。经此一事,黄霸终于知道,刘询并不好惹。
还有一名不老实的人,杨恽。
当初,霍氏把持朝政,预谋造反。杨恽机警,得知消息后,火速飞报宣帝。宣帝先发制人,霍氏被灭后,宣帝提拔杨恽为中郎将,封赏侯爵。被封侯爵后,杨恽将父亲杨敞留给他的五百万全分给宗族兄弟。紧接着,他后母无子继承财产,死后,杨恽又将后母的几百万积蓄全分给人。可能是散财散上瘾了,杨恽又从家中搬出一千多万,四处施舍。
交友广阔,又爱探听,这让人觉得杨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他不仅探听成癖,还四处张扬,这深深伤害他人的自尊,引得长安城沸沸扬扬。杨恽的行为早就激起众怒,众人碍于宣帝对他特别关照,不敢轻易发难。一般人不敢轻易发难,并不代表谁都怕杨恽,戴长乐是个例外。
在民间漂泊无依期间,刘询遇上戴长乐,两人相交,关系越来越好。刘询当上皇帝后,不忘贫寒的故旧,招戴长乐入宫,封为太仆。刘询十分信任戴长乐,总让他办一些不方便交给别人处理的事。戴长乐生性轻浮,喜欢炫耀,逢人就说皇帝让他办理什么事,事的关窍在哪里,等等。
杨恽于是开始张扬戴长乐的“功绩”,比戴长乐自己还更卖力。戴长乐听说杨恽胡乱宣传他的丰功伟绩,害怕刘询责怪,对己不利。于是为制止谣言流播,戴长乐决定整治杨恽。他派人满长安搜集信息,铁定雄心,要将杨恽搬倒。经过一番明察暗访,戴长乐将杨恽的罪证上报刘询。戴长乐告杨恽卖弄才学,诽谤朝廷,大唱亡国论,妖言惑众;又说杨恽随便拿皇帝刘询开玩笑,逗乐子,大不敬。
关于造谣中伤,难判刑,更难指证。面对东拼西凑的罪证,杨恽矢口否认。一方举证对方有罪,另一方矢口否认;一个是旧日知交,另一个是新遇功臣。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缺了左手不行,少了右手不方便。宣帝左右为难,正当不知所措时,他想到一位断案高手——廷尉于定国。
在汉朝,有很多手段厉害的廷尉,其中数张释之和于定国声望好。当时民间流传一句话,说张释之当廷尉期间,天下没有被冤屈的百姓;于定国当廷尉期间,没有那一个百姓会认为自己是冤民。由此可见,于定国断案清明。
于定国交给刘询一份断案奏章,说戴长乐状告杨恽,经廷尉调查,杨恽罪证确凿,连证人都找到了;然而,杨恽不服,扬言恐吓,说要杀害证人。如果报告就此结束,处罚新锐杨恽,保留刘病已的故旧戴长乐,将是一份造假做得很精美的判决书。然而,于定国十分高明,接着锦上添花。他又继续写道,杨恽恃宠而骄,妖言惑众,扰乱长安,有负皇恩,请求刘询批准逮捕。
杨恽的大嘴巴长安人人知晓,宣帝也知道。于定国如此上奏,摆明说杨恽说了不该说的话,甚至胆敢开涮皇帝,杨恽树敌太多,早晚会惹火烧身,不如趁早处理,防止事态扩大。于定国这一招,叫做防微杜渐,以免杨恽犯下不可饶恕的大错,令宣帝难堪。
看完于定国的奏章,宣帝觉得杨恽和戴长乐都有造谣的嫌疑,也为了公平,更为防微杜渐,刘询一视同仁,将杨恽和戴长乐都贬为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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