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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接上回。继续做梦。

今天请到的嘉宾,依然是秦汉时期天下第一谋士,张良先生。

我说,王朝末期,总会有人进行变革,试图重振雄风。宋末有王安石变法,明末有张居正改革,清末有没有?

他说,有啊,康有为和梁启超搞的戊戌变法。梁启超是王安石的铁粉,还为偶像写过一本《王安石传》,是坚定的改革派。不过,戊戌变法只昙花一现了103天,然后呢,以谭嗣同为代表的戊戌六君子被押到菜市口砍了头。临死,谭嗣同还在监狱墙上涂鸦一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我问,康有为和梁启超呢?

他说,逃到日本去了。

我问,高层里谁是变法的支持者?

他说,光绪皇帝。

我问,那咋还会失败?

他说,光绪是皇帝不假,但慈禧才是那时的实际掌控者,他本身只是慈禧太后的傀儡,自保的能力都没有,咋可能为改革派提供庇护?康有为与梁启超对光绪最大的误判是把他当成政治权力的核心,这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变法将是一出喜剧色彩的悲剧。

我说,我记得学戊戌变法时,历史老师说,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是转弯太急了,试图一夜走进新时代。

他说,有这方面的原因。前面我们介绍过,清朝开放港口后,委托洋人帮助经营海关,时任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认为,“皇帝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他的顾问康有为和其他人等……,把足够九年吃的东西,不顾它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三个月之内都填塞给它吃了。”这就是犯了欲速则不达的大忌。当然这不是根本原因。

我问,根本原因是什么?

他说,是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的冲突。两者看似是同一个利益,其实不是,只能二选一。当时守旧派的代表人物是御史文悌。他提出最强有力的反对口号是“保国会之宗旨在保中国不保大清”。慈禧一琢磨,妈呀,这是想牺牲我大清王朝而兴中华?那不行,我把他们几个砍了。

我问,戊戌变法跟之前的变法有什么本质区别?

他说,王安石与张居正,本质还是税务改革,为国家搞钱。戊戌变法的根本诉求则是给大清换操作系统,想直接复制日本明治维新,建立君主立宪制。

我问,为什么不复制英国的制度?英国当时不是更强大吗?

他说,当时的清朝跟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很相似,同是封建制,同是被西方列强蹂躏着。日本搞明治维新后快速站了起来,然后发动甲午中日战争试了试火力,一炮把大清的有志青年们给炸醒了。康有为发动了1300名举人联合上书,要求改革。怎么改?学日本,搞类似明治维新的变法,让国家如日本一般快速强大起来。

我说,初中时学过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的序幕。当时只是觉得这群人咋不记仇,小日本打咱,咱咋能学他们呢?

他说,从洋务运动开始,有个观点占主流,师夷长技以制夷,咱挨了谁的打就重点学谁。

我问,日本明治维新为什么推进的那么好?

他说,若是王安石或张居正搞明治维新,成功率会大大提升。王安石时期的改革派能与保守派平分秋色,轮流坐庄,成功可能至少5比5吧?张居正直接一言堂,说推行什么政策就推行什么政策。再来看日本,明治维新时,改革派掌握大权,改革的主力军是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既有足够强大的上层力量,也有与先进社会思想接轨的士族和贵族阶层。而戊戌变法呢,掌握大权的是守旧派,改革主力军是一群没有政治经验、纸上谈兵的学者,一百天的时间里颁布了三百多条改革法案。

我说,没有群众基矗

他说,没有群众基础,没有精英基础,没有实权基础,只是他们几个人的自嗨。

我说,义和团跟改革派,真是两个极端。

他说,是的。义和团的本质是一场大规模的“杀汉奸卖国贼的群众性运动”,何为汉奸?一句话,凡是主张学习西方的人,凡是跟洋沾边的人,哪怕仅仅是用了一支洋货铅笔,都算!所以,死于义和团刀下的多是中国人。洋人有洋枪不好对付,但是也杀了不少,多数是手无寸铁的传教士。

我问,义和团的巅峰是什么时候?

他说,慈禧发现光绪搞变法是瞎胡闹以后,决定把光绪拿下,重立皇帝。这时,她突然发现,光绪的背后还站着西方列强,在给她施加压力。慈禧火了,这是想干涉我们内政?既然如此,咱就不怕撕破脸了。于是慈禧开始扶持义和团,意思是你们干的好,干的对,一定要把洋人赶出中国……

我说,把义和团当枪使了。我听过一个段子。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慈禧让他招抚义和团,他既不能抗命,又想剿杀义和团,便下令:查办假义和团,扶持真义和团。下属面面相觑:怎么区分真假?袁世凯淡定回答:开枪,能打死的是假义和团。

他说,袁世凯对义和团以及当时局势的判断非常准确。西方国家一看,义和团滥杀他国公民,成了恐怖组织,这不行,于是八国联军入京镇压义和团,吓的慈禧逃到西安去了。想保住大清政权,慈禧必须向八国联军求饶,投名状是组织清军再反杀义和团,又签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这场闹剧才平息。

我说,这么一梳理,我把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京的前后逻辑关系搞明白了。

他说,《辛丑条约》的签订意味着中国正式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我说,租界。

他说,对的。

我问,租界是什么概念呢?

他说,国中国。看过电影《八百》吗?河这边枪林弹雨,河那边歌舞升平。

我说,青岛到处都是德国痕迹,包括青岛啤酒。

他说,青岛不是租界,青岛是德国的租借地,德国的租界在天津和汉口。

我问,哪个更丧权辱国?

他说,租界是把上海一条街“租”给你,街上的人组建工部局,进行自治管理。租借地是把整个城市“租”给你,你直接派个总督掌握行政权,还可以驻扎你的军队,具备殖民地性质。你说呢?

我问,什么时候中国收回租界?

他说,从1919年开始陆续往回收,新中国成立后,全部收回。但是殖民地的完全收回,要到1999年,澳门回归。

我说,大清朝太窝囊了。

他说,也有过高光时刻,曾经在海外有过租界,如仁川、釜山、元山。

我问,辫子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用留了?

他说,1912年清朝灭亡时。有些维新派要早一些,例如鲁迅1902年就剪掉了,当时他去日本留学,要跟世界接轨。

我问,留学生有没有留辫子的?

他说,当时敢剪辫子的只是少数留学生,多数都继续留着。鲁迅在《藤野先生》里不是写过嘛,清朝留学生的辫子盘在头上形成一个小山包,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

我说,可能觉得剪了辫子是大逆不道。

他说,是的,图腾一般。在海外的华人劳工一旦被外国工头剪掉辫子,立刻萎靡不振,就像太监一样。

我问,清末,是不是稍微有点现代化的感觉了?

他说,有。看过《大染坊》没?你们山东的电视剧,清末民初的故事。历史可能会螺旋上升,有前进,有倒退,但现代化进程是线性的,从石器时代到今天,是一天比一天现代。

我问,鲁迅留学是公费还是自费?

他说,公费。

我说,有年,我去台湾,在巴士上看了部纪录片《宋氏三姐妹》。当时触动非常大,他们在那个年代的眼界以及教育理念,都是领先于我们今天普通家庭的。即便是今天,我们多数人也没有机会出国留学。人与人的差距,真的可达百年之远。我再一次有类似的感触,是在延安,重温了那群热血青年的创业路。参观刘**纪念馆时,我突然领悟到,他们那群人在当时已经看到了我们的今天,不是假装看到,而是真的看到了,否则他们不会如此的坚定,目光如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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