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五篇(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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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将这一铭文译成现代文就是：“在十三月庚寅这一天，王在寒地，王命太史把△地赏赐（给“中”）。王说：‘中！昔△地人归附为武王的臣民，今把△地赏赐给你作采邑’。中为答谢王善美的使命，制作了祭祀先人父乙的尊器。希望△地的臣民应服从这命令为中的臣民。

”

以上“中方鼎”里的铭文译文，是笔者的译法。

对于此铭文最后的一句话，即“唯臣尚中臣”，《易学基础教程》则认为是“贞问”辞（即“卜辞”），是卜问周王所赐之地的臣民是否会臣服于中。那么，要问是谁卜问呢？是“中”吗？通过“中方鼎”里的铭文来看，不是“中”的口气。那么，是制作这次册封文书的太史吗？太史制作册封文书有必要进行卜筮吗？而从铭文内容也根本看不出进行过卜筮的行为。

“中方鼎”铭文属于“册命”文告，“册命”文告的格式包括：时间、地点、受册命者、册命辞、称扬辞、作器、祝愿辞等内容。经学者研究，西周青铜铭文格式分徽记、祭辞、册命、训诰、追孝、律令、记事等。“中方鼎”是太史记录王家赏赐采邑的册命事件，类如颁发的行政执照。西周早期青铜器铭文，以记载器主的功绩，君主的赏赐和册命为主。以说明自己的权力地位的来历，并世袭给子孙，即为贵族世袭权力地位和财富凭证。

西周进行的分封是“封土授民”，即受封者不仅得到土地，还连同得到土地上的民众。“赐田”、“封土”多以“邑”、“采地”为单位。授封是要举行册封仪式，天子向受封者颁布册命，宣布封地。

《说文解字》：“册，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也”。“册”是作为赐赠名号，赏赐爵位等的文书凭证。故称封册。西周青铜器铭文，常见册命记载。

在西周时代，太史是掌管文书书写，册命等简牍文字的职官。天子在册命时是由史官代宣“册命辞”的。《周礼》云：“内史掌叙事之法，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册命之内史掌书王命。”

西周册命铭文文字原书竹简，册命时由太史宣读受命者接受册命后铸器铭记。史官是代王宣命的操作主体，王是册命之辞的主意主体，铸器者是保持王的立意主体。

西周早期少数册命铭文，形式还不规范，而到了西周中期册命行文就非常规范。如毛公鼎铭文是一篇形式完整的册命文告。铭文首先追述文王、武王立国时君臣相济，政治清平的政局，跟着记载周宣王册命毛公治理邦宗内外，并授予毛公以宣示王命的专权，行使权力的内容，之后还有宣王的告诫、勉励之词。

西周册命一般内容是从时间、地点、宣命、赏赐、称扬、作器、祝愿或告诫等环节组成。而“中方鼎”铭文内容，就是官方文书的规范格式，是西周中央的册命文告。铭文中有时间、地点、赏赐、称扬、作器、劝勉内容。“中方鼎”铭文最后一句“唯臣尚中臣”，实属告诫、劝勉之辞，而不是卜筮之辞。这一句五个字中出现两个“臣”字，而这两个“臣”字都是指臣民百姓。前一个“臣”是指“△”地的那些作为周王的臣民百姓，而后一个“臣”是指“△”地的臣民百姓而有周王封土授民给“中”，应作为“中”的臣民。这五字中的“尚”是个关键字，“尚”字是祈求、劝勉或命令的含义。如《书·汤誓》“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意思是“你们应当帮助我，完成上帝对夏人的惩罚，我将重赏你们”。这里的“尚”是当“应当、只要”讲。而“中方鼎”铭文里的“尚”也是指“应当服从命令”的意思。“唯”是语气词，这五字中的“唯”是表示“希望”的含义。所以这“中方鼎”铭文里的最后一句话，是属希望、祝愿之辞。那么，这是谁的劝勉祝愿话呢？自然这不是“中”了，而是作册命的西周中央了。

那么，权威学者们所认为“中方鼎”上的两组所谓的‘数字’，表示是“中”得到“△”地作为采邑以后，对“△”地的百姓是否臣服于他所作的一次占筮记录就站不住脚了。事实上“中方鼎”铭文里的最后一句话，是制作这次册命的西周中央希望所赐给中的△地臣民应当服从周王的命令作为中的臣民，这岂能看作是卜辞呢？这一句本不是卜辞，而“中方鼎”上出现的铭文内容和两个“六联体”符号，本身是根本看不出与卜筮有关。更不能把这两个“六联体”的符号，既说成是“筮数”，又联想为《易》卦符号的矛盾说法。

总之，《易学基础教程》里所言“中方鼎”里的最后一句话为贞问之辞，即认为是卜筮之辞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易学基础教程》里这种认为是把“六联体”符号（六十四画符号）的早期流传运用，而联想到后来的“八卦”筮术里的卦符号来作解释。这也是当今易学界所犯的通病，把晚出的八卦筮术里的卦符号去解释这套“六联体”符号的早期性质。殊不知“卦符号”是从“六十四画符号”（即以两个基础符号而组合出的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蜕变出来的东西。这套符号在《周易》成书的前后应是个截然不同的两种性质，虽然《周易》成书前后这套符号的组合没有变，但其表示的含义完全不同了。这与六十甲子符号的发展史是一样的，甲子干支符号在商代时期是用于记历的一套使用工具，可到后封建时期里同样演变成了占卦问事、批八字算命、看风水占地气这些巫术迷信上的工具。正如“中方鼎”里的两个“六联体”符号确属“六十四画符号”中的两个符号。《周易》一书里所用的那套符号，也确实是西周从商代传承下来的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若把“中方鼎”里的两个“六联体”符号与《周易》一书里所用的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对比，也确实可看成是后出的《周易》一书里的《剥》、《比》所用的两个符号。但是凡把《周易》一书里的六十四个“六联体”符号演变成卜筮工具后皆带有六十四名称，即《周易》里的每篇文头，如“坤”、“师”、“大有”等。这是有考古发现的《归藏》及改造版卜筮《周易》

所证明，每个“六联体”符号后面跟着名称的。可在考古发现不同器物上出现的“六联体符号”均不见带有名称，岂能与《周易》挂上勾，岂能释成是《易》卦符号。

因《周易》一书里所用的那套符号，并不是《周易》一书里的原创，《周易》里所用的那套符号与商代和西周前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确属一个体系，是谓“六十四画符号”而已。故不能把“中方鼎”上出现的两个“六联体”符号称之为“卦符号”，也不能称是《周易》里的《剥》与《比》两卦符号。因为“卦”说与“八卦”术是《周易》一书产生之后逐步演变出的学说与筮术，所以说“六十四画符号”与“卦符号，应是不同时期有不同含义的区别。把早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属“六十四画符号”里的某些符号，而联想为“卦符号”，实属是受《周易》为卜筮之书的错误说法之影响。那么，《易学基础教程》里所引用李学勤的那个“检验”的说法正确与否，似乎不辨也就自明了。不过我们也来检验一下《易学基础教程》里所引用李学勤的那个“检验”说法的错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