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周易》哲学解读 第二篇(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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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的脚步没有停止，是在不断地前进与进步着。但人生里的一些东西是与生俱有的，并不随着时空的改变而改变，如生老病死，及要经历的各种自然灾害与社会危害。如《坎》篇里的忧患意识，在西周时期哲人就有了高度的认识。而几千年后的今天，人生的忧患意识并不是没有了，相反更应当具有。几千年后的今天，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人生面对着自然与社会的灾难与危害并没有变化掉。虽然今天的人生能够得到社会的一定支撑，但今天社会里的人生就可丢掉忧患意识了吗？而是已然应当保持人生忧患意识，特别是在这市场经济，金钱化日益趋向主宰人生命运的社会里，人更应该保持高度的忧患意识。而我们的先哲，给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就是《周易》，《周易》里的忧患意识就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周易》里的忧患意识，类同于苏格拉底的哲学命题“认识你自己”。只有对自己有了深刻的认识与思考，才会产生一种忧患意识。而有了忧患意识，才能不断的完善，修正自己，而更好的安排人生。

在人类的哲学史上，可为我们是最早进入理性文化时代，这竖起人类最早的理性大旗，当是《周易》作者，早于古希腊古典哲学几个世纪，一部《周易》标志了人类开启了理性大门。

《周易》里特强的忧患意识，并非同西方宗教里的“原罪”，还是佛教里的“四谛”痛苦，而寻求“灵魂”的皈依。而《周易》里的忧患意识不是看到了人生苦罪，恰恰是看到人生积极一面上的一种责任，即对人生持有一种理性的认识觉悟。如《坎》篇里的“习坎，有孚，唯心，亨，行有尚”。《周易》里的忧患意识觉悟，皈依到道德责任上。即用“爱维系人生的信念，拥有爱这种品行道德，就可超越人生路途上的坎坷不平”，这是把道德性作为人生的信仰。这种觉悟与责任在《周易》以前就已产生了，《尚书》中记载周初事迹的“周书”中不凡透出这种忧患，因忧患意识而产生了“敬德保民”的思想。周人取代殷商而建立周王朝，这次的“周革商命”后，周的统治者在政治实践中变得理性起来。特别是周公对“周革商命”过程进行了反思，即对“天命”有了反思。商是一个具有原始宗教意识的朝代，他们无条件的信仰上帝和神秘的天命，认为他们的命运由天命所主宰。故殷纣王在面对大臣对他荒淫行为进行劝诫，却无所顾忌的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周代商后，周统治者看到政权交替变化过程，是民众起了力量，也使周的统治者认识到“天命不于常”（《康诰》）。天命不是永远不变的，而是可以改变的。周初统治者认为天命的转变是与统治者个人的“德”有很大关系的。商纣王娇纵淫逸，“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酒诰》）。相反，作为文王却“克明德慎罚……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康诰》）。由于文王能够明德慎罚，具备高尚的道德，所以天命眷顾，让周取代了商。周初统治者的天命信仰是有条件的，即附加上了道德性，这与殷商的“天命”信仰不同了，认为天命“惟德是辅”，只要统治者能够修德，才能保住天命不失。这也是周初“以德配天”的根由，因此“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成为周初统治者的政治新理念。故周初统治者把忧患意识转向政治存亡之上，即忧患的内容乃是政权巩固和社会的稳定的维护与保障。而忧患的核心内容，则是对“小人”（民众）行德政。这就是政治上的觉悟与责任。这是周人从殷人灭亡所取得的经验，“以德配天”的内容是“敬天”，“明德”，否则“天命不佑”。所以周公在告诫成王要时刻处于忧患之中，保持戒惧谨慎的态度。

忧患意识，来自于政治成败上的自我觉醒意识。周代殷，取得了统治地位。因周本是大殷国的一个小国邦，反而取代殷的地位。周人要解释这种新的合法地位，就产生了“以德配天”的新说法。《尚书》中的“西周书”里不凡有一种忧患意识，即“失德”将会失去“天命”的保佑。这既可以说明殷亡周兴的道理，又可以教育新的执政者保持一种忧患意识，否则就会像殷亡那样的局面重演，才有了周公告诫成王（《召诰》）的那些忧患意识。而《周易》里的忧患意识更强，但又不同于《周书》中的忧患意识。《周易》已走出“以德配天”的观念，完全是理性的认识这个现实世界。《周易》突破了“以德配天”的理念，而转向“以德配民”，去掉了“天命”思想。

“《易》为君子谋”。《周易》是一部救世之策，是为“君子”（统治者）讲述治国安邦之策。

《周易》是一部政治哲学，也就突出的是政治忧患。即让君子安邦治国上常怀忧患意识。严格的说《周易》里的忧患意识不是针对众人而讲，即不是对人生的命运苦短，命运无常上的忧患，而是针对“君子”所讲的忧患，是让统治者（“君子”）治国安邦上居安思危，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不过《周易》里的忧患意识中引出了修“德”的思想来，《周易》里的修“德”，又是从政治实践中升华出来的忧患意识。修“德”成了“君子”趋吉避凶，安邦治国的法宝。这就是《坎》里说的：“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政治理路。《周易》里的“有孚”（爱）既是一个道德范畴，又是一个政治原则。故《周易》里的忧患意识既突出在主体的道德性，而归结到的是政治目的性，即针对“君子”对自己所处的政治处境与未来时刻抱有警惕自省，以修“德”而趋吉避凶上的政治忧患，目的是掌握统治策略与政治智慧。

如《离》：“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不能长久保持品德操行，是要承受其耻辱，前途艰难。）

如《遁》：“遁尾，厉，勿用有攸往”。“好遁，君子吉”。“嘉遁，贞吉，肥遁，无不利”。

君子既常保品德操行，又要在仕途做好急流勇退。

《困》篇更体现的是政治忧患，(原文)“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觌。困于酒食，朱绂方来，利用享祀，征，凶，无咎。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困于葛藟，于臲兀。曰动悔，有悔，征，吉。”

(译文)“处于困难险境，却能亨通，这是对贤德之人来说，没有灾祸，有这种说法，岂能不相信。等到屁股遭受了刑杖，又投入昏暗的牢房，三年不得相见（后悔莫及了）。受困于酒食宴会，佩着大红色的绶带接待方国的来宾，利用祭祀礼乐教化，征伐凶险，（礼乐教化）没有灾祸。否则绊着了后头，又按着了蒺藜，回到了住室，不见妻子，岂不是凶兆。遭受了割鼻断足之刑，这是迷恋于身佩红色绶带的显位之中。后慢慢的脱离了这种境地，是利用祭祀。前来总是从容不迫，这是迷恋亨受于豪华舒适的金车之中，招致耻辱，是总舍不得失去这种享受。困于葛藤缠绕里，身在动荡不安的环境里，有所行动，就悔上加悔，离开这种境地，吉祥。”

“困”篇的忧患，则是让“君子”警惕政治仕途上的围困与险境，别迷恋于高官厚禄与荣华富贵。这里的忧患意识，就是来自于政治成败经验上的清醒认识。从政治经验上的忧患所引申出的“修德”与“退避”，成为“君子”统治者趋吉避凶的经验之谈，也成为“君子”行政的世界观与方。

所以《困》后是《井》，即如何摆脱“困”的局面，《井》篇给“君子”指明了方向。以“井”来寓意，使“君子”懂得养民的道理。作者忧患的是“井渫不食，为我心恻”。作者理想的“君子之治”是“井收勿幕，有孚，元吉”。《周易》作者的政治希望，是类如后儒的“仁政”。《周易》里讲的“有孚”就是“爱人”，后儒所讲的“仁”，就是“仁者爱人”。而《周易》彰显的正是“君子有孚于小人”，就是让统治者爱百姓。“爱”是道德范畴，可在儒学里则是一个政治准则。《井》里的“井收勿幕，有孚，元吉”，正是体现了先儒的民本思想。政治忧患的出路在于——爱，即执政为民。

忧患意识是哲人对国家，人民命运前途的思考忧虑。“忧患”的含义本是“安不忘危”或“居安思危”。《周易》里的忧患意识，就是让“君子”在行为处事上，在治国安邦上居安思危。《周易》虽是真对“君子”而讲的道理，但《周易》里的忧患意识具有普世意义。如《既济》：“繻有衣袽，终日戒”（“华丽的丝錦美服，终会变成破衣败絮，终日要小心戒备）。这种忧患意识岂不是对每个人都有的警示的教育意义。《周易》里的忧患意识又是充满着辩证法，可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周易》里的忧患意识，是基于对矛盾法则的深刻理解，是对王朝兴衰存亡内在规律的重要思考，所以《周易》里的忧患意识才凸显到治国理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