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周易》哲学解读 第三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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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这段话直译是：“仙鹤鸟在树荫下鸣叫，它的小鹤鸟在旁应答。我有好酒，愿与你一同共享。”“鸣鹤在阴”意境极美，音韵节奏是诗之特性。“其子和之”洋溢着亲子之间最自然的交流和感动。“爵”是酒器，“好爵”表示是装有美酒。“靡”有望风披靡，倾心醉倒之意。这句子虽是运用的比兴手法，但通过比喻，无疑揭示了“中孚”思想内涵，即上下（“君子”与“小人”）应建立的亲和关系。

“孚”本义是大人用手抚爱小子。《说文》解释为“禽鸟伏卵”。同理是一种母爱的体现，这在《姤》里无疑得到证实。

《姤》文里说：“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豖孚蹢躅。”表现了母猪哺乳小猪的天性母爱本能。这里所用“孚”字，表情达意，再么恰当不过了。“孚”的含义，用在政治上，就是“爱民”之本义。让“君子”（统治者）如同母爱般的呵护与关爱“小人”（被统治者）。所体现的是“上”对“下”，“君”对“民”的体恤爱护之意，也就是所说的“民本”之思想。

这段“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现体了“中孚”的核心思想，也是先儒建构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令人神往的和谐社会。

老鹤鸟与它的小鹤鸟的一唱一答拟人化的象征，诠释了“孚”的政治内涵。通过这一段美伦美奂，如诗如画的表现，给人是一种多么美好与和谐社会的向往。“我有好酒，吾与你一同共享”的大同世界，这就是《周易》里建构的和谐共享的理想社会。这种和谐社会，就是建立在“君子有孚于小人”的执政理念之上的希望结果。

《中孚》里又说：“有孚挛如，无咎。”这意思是：“有了爱，才能联结人心，没有害咎”。这正是《周易》作者希望实现和谐社会之根本。

20、《未济》里表述的“有孚”理念

《未济》是《周易》一书六十四篇文章的最后一篇。“未济”直译是“涉河没有成功”。如同孙中山临终遗言，告诫其党的同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乃需努力”的道理那样。这“未济”的意思也是告诫“君子”们，事业尚没有成功，前进的道路还很曲折，应继续努力，在前进的道路上，应是“坚守正道，前途才吉祥，没有悔恨，君子的使命与光荣，在于爱民，这是正确的方向。”这就是“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的含义。这也是君子努力向前应坚守的根本。“有了爱民，也就有了礼仪规范，没有过失。而如同过河水浸湿到头顶，那正是丧失了爱民，才导致灭顶之灾的发生”。（“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这是从“有孚”正反两个方面阐述其政治道理，既坚守，还是背离“有孚”其结果是两种的前途命运。

《未济》的中心思想是表述“君子之光，有孚，吉”的政治理念。强调了“有孚”做为君子安邦治国的执政根本准则。“有了爱民为本，就有了上下的礼仪规范，若是丧失了爱民的原则，就如同过河水没了头顶，就引来的是灭顶之灾”（“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这是告诫统治者，应清醒的认识危险是来自于失掉爱民。也就是失去民心，就会推翻统治地位。这是教育君子时刻要牢记爱民是安邦治国的根本。

《周易》里的“有孚”，无疑表述的是君子之治的执政原则。君子是治国的主体，而“有孚”则是治国主体施政的内容，即对“小人”实施的爱。这就是先儒建构的“民本”理念。

从《周易》一书里的“有孚”之论来看，充分说明《周易》这部政治哲学，是要建构“道德之国”，而不是“上帝之国”，也不是之国。《周易》里的政治学说，是要建立和谐社会。而和谐的基础就是建立在“有孚”（爱）之上。“有孚”的政治内涵就是让“君子”（统治者）爱“小人”（被统治的百姓）。这就是后儒孔孟所讲的“仁政”（或“王政”），后儒用“仁爱”取代了“有孚”，但政治内涵则是一脉相承的。

“君子”治国之道，是“有孚”，“有孚”成为“君子”执政的政治原则，方针，即遵循“有孚在道。”

“君子”与“小人”之间建立起和谐，就是“君子有孚于小人”。这是实现社会和谐的保证。“有孚”成为统治者（君子）与被统治者（小人）通向和谐的连结纽带与桥梁。

“有孚”就是“爱”，是让统治者对“小人”（百姓）关心爱护，犹如现在所倡导的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的理念。

《周易》表述的“有孚”，无疑是“民本”政治理念。让统治者行施“仁政”（爱人）才能出现“有孚，惠我德”的上下受恩相报的“和谐”相处的社会。“君子”爱“小人”，“小人”再“惠德”给“君子”，上下和谐，就出现君爱民，民忠君的“理想国”。

《周易》里的政治理想，其主体而论，是一部“君子论”，是论述了贵族（君子）等级统治里应行的“道德之国”。是为“君子”之治提供实现政治目的的途径和方案。《周易》并没有对王制制度的歌颂，但也没有对王制制度的否定。而向往的是“君子”之治，走封建贵族（“君子”）统治之路。这种向往的封建贵族之治，实则是维护了西周宗法分封制。《周易》里的“君子”之治归根到底不排击周王拥有天下的现实制度，但周王名义上拥有‘天下’。而“君子”（贵族统治阶层）治国体制模式与后封建社会的帝王制度是有区别的，严格的讲是有本质的区别。

《周易》建构的“有孚”理念，为贵族（“君子”）统治者指明一条政治途径，为后儒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希望和安慰。后儒不以余力的在“君子”人格和仁政学说上反复雕琢，没有走出让诸侯王（国君）以德治国这一人治学说。从没有设计出与君王制度相抗衡的政治体制。“他们没有在君主制度外设计一套与之抗衡的制度，而是从理想的，普遍的角度肯定了君主制度”（刘泽华《王权思想论》）。不过后儒与战国时期诸子的政治学说不能与《周易》里的政治学说相提并论。《周易》里的“理想国”，不是君主，而是“君子”共治，而把“王”推向虚设的位置。

后儒政治思想，是为王制制度的理论系统化过程。王权不可逆转的路径，是先秦儒家政治理论的践行，无疑是历史的必然。孔子是后儒学的代表人物，是先秦儒学文化的承上启下者。孔子的“理想国”是恢复西周宗法等级制度，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孔子为宗法等级制度，完成了系统化的理论——伦理道德政治学。孔子的理想国，就是伦理道德之国。是《周易》建构的君子道德治国理论的深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有序的伦理道德政治的理想国，为君主等级铺平通往的路径。孔子晚年好《易》，正是从《周易》里吸收了思想营养。孔子的君子之论，无疑吸收了《周易》与“易大象”里的“君子”理论，而丰富发展了“君子”理论。孔子的“仁”（爱人）的思想，一样是《周易》有孚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周初的“德”，西周后期《周易》里的“孚”，春秋战国时期的“仁”，是先秦儒学以“德”治国发展的脉络。这均是为人治而赋予的道德理想化的政治学说。成为人治的理论基石。如孟子极力倡导的“王道”，认为国君只要关注百姓疾苦，就可以“天下归心”。如何实现呢？同样是把希望寄托在国君的道德自觉性上，那么，如何保证国君做到这一点，孟子同样没有做制度性的设计。“道德性”只是软约束，以道德治国的理想社会最终只是一种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