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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奭》:“周公若曰:君奭!弗吊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周公这样说:君奭,不友善的老天,给殷人降下亡国之祸,殷人已经坠失了他们的天命,我们周人已经接受了天命。但我不敢说,他的基业会永保美好,即使上天热忱辅助,我也不敢说他最终不产生不详。)
《君奭》:“呜呼!君已曰:‘时我,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弗永远念天威越我民;罔尤违,惟人。在我后嗣子孙,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难谌,乃其坠命,弗克经历。嗣前人,恭明德,在今。”
(啊,您曾说过:即便靠我们,我们也不敢安于天命,不长念天威以及我们的百姓,不能责怪百姓,不能违背天命,只能靠我们自己。考察我们后代子孙,大多不能恭敬对待上天和下民,把前人的光辉限制在自己国家内,不知道天命不易得,上天难信赖。如果只知道信赖天命,他就会坠失天命,就不能历时长久。所以要继承先人,恭敬明德,就要从现在开始。)
《君奭》:“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
(我小子姬旦对此不能有所纠正,只想把先人的光辉延续到我们的幼主身上,您又说过:上天不可信,我想只要文王美德能够得到延续,上天就不会解除我们文王所受的天命。)
《君奭》是周公对召公的告辞,召公曾佐武王灭商,被封与燕,成王时任太保与周公旦分陕而治,是朝中的重臣。从这篇文里看到,召公是不相信天命,召公佐武王从战争中取得了‘天下’,是一位身经百战的人物,知道战争胜负取决于什么。而周公这时是摄政王辅佐成王。周公对外讲天命,而对内也讲天命,但对内更强调的是“修德”,即如何安民的统治术。周公在内即讲天命,又讲修德。这就是后人总结的“敬天保民”。
周公的“天命”思想对内对外是不同的。对殷纣的遗民是大喊“天命”,执行“天罚”来恐吓使其接受周王的统治。对内的王公贵族教导其发扬文王的“美德”。周公心里也许明白“天命”是虚的,是可用来统治人的“工具”而已。周公对内强调的是:“国家不出现不祥之事,在于恭敬明德上下功夫,并不能完全依赖天命,否则一样的会坠失天命。”周初统治者一面靠“神道”,而一面靠“人道”来维护其统治。不过由“神道”而开启“人道”思想,周初天命思想起到了诱发作用。
周初,虽然提出“修德”,但并没有突破“天命”神学思想。而且在王室的政治生活中还在大肆的进行对鬼神的祭祀及“人神沟通”活动。这在“周书”里有不少的记录。
如《周书》里对鬼神祭祀与占卜记录:
在对鬼神的祭祀的活动方面的记录以下如:
《武成》:“丁未,祀于周庙,邦甸,侯,卫,骏奔走,笾(bian)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丁末日,祭祀周庙,大小远近的诸侯都跑着拿祭器,端笾豆。第四天庚戌日,烧柴祭天,遥祭山川,向天地山川大告武事成功。)。
《召诰》:“若翼日乙卯,周公朝圣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已,用牲于郊,牛二。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豖一。”(第二天乙卯日,周公一大早到了洛邑,就把新城邑的建筑工地整个视察了一遍。第三天丁已日,在南郊杀牲祭天,共杀了两头牛。
第二天戊午日,在新城内杀牲祭祀土神,杀了一头牛,一只羊,一口猪。”)
《召诰》:“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义。”(姬旦说了:要建一座大城,从这里参配皇天。谨慎地祭祀上下神灵,从这中央地区统治天下。”)
《洛诰》:“戊辰日,王在新城邑烝,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王宾杀禋咸格,王入太室,裸。”
(戊辰日,王在新城举行冬祭,祭新年。给文王武王各祭献了一头红牛。王命史佚向文王,武王的神灵宣读册书,是报告周公将暂时留在洛邑的事。王的宾客,殷商的诸侯们在王杀牲祭祀的时候都到了。王进入正殿的大堂,把酒浇在地上祭先王。)
从“周书”中看到,周统治者,对周庙(祖先神)祭祀,山川祭祀,新邑建址要祭祀,土地神要祭祀,无论天上与地下的神都要祭祀。这体现的是多神信仰。
“鬼神”在“周书”里出现了二次,一是《全腾》:“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子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田地。”二是《多方》:“惟我周王灵承于族,克堪用德,惟典神天”。
“周书”反映了西周前期对鬼神的信仰,而王室无论政治还日常生活中,就是通过祭祀与占卜成为统治者与神灵沟通的中介,其目的是使掌握着祭祀权与占卜术的统治者成为天地神灵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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