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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周易本义》在解释《周易》一书时是从占筮角度去解说的。朱熹从筮卜角度解释《周易》,实乃是一种错误认识,正如以象数义理去解释《周易》那样,虽然是指向《周易》的义理,但已然是一种错误认识。都是先见得《周易》里的六十四个画符号,而受到先秦史巫筮卜的影响,而把八卦象数之学说来释解《周易》了。从根本上来说两者无论象数义理解释《周易》或是从象数筮卜解释《周易》,都与原创《周易》是不相符的。但从社会学意义上来看,象数义理释解《周易》,比象数筮卜去解释《周易》无疑有其极积的意义。

当然朱熹也不可能把史巫的八卦筮卜从《周易》上剥离出去,他既没有见过殷商的甲骨上的“六十四画符号”,他也无法弄懂“六十四画符号”与《周易》一书原初的关系。他所见、所用的是传承下来的今本《周易》,他又不去思考《春秋左传》里记载所隐含的《周易》文本史实,他只是把《周易》按春秋史巫的筮卜一个方面去认定《周易》的性质了,这虽有历史的因素,而更有朱熹的偏见与无知。

在对《周易》文辞上的理解与认识远比不上他的理学祖师爷程颐(因为朱熹是北宋程颐的三传弟子的门徒),至于朱子对《周易》所作的解释更是支离破碎,既没有说出个什么,也说不出个什么。自然是从筮的角度与八卦、阴阳、图式、象数角度去注释《周易》,看朱子注释的《周易》是大煞风景。若把《周易》当成一付完整的图画,那么朱熹的注释,如同七岁小儿在那付图画上一阵乱涂乱画,破坏了那付完整的图画。看《周易》文章内容就像是一幅幅美好的图画,再看朱子的注释,就产生一种眩晕与作呕。

而在《周易本义》一书的卷末有一题目为“筮仪”,却是专一讲述筮卜时的规距与起筮的仪式。

朱熹在北宋的诸多“图式”学说上搞十九卦变图,目的是强调《周易》筮卜之用,朱熹的《易学启蒙》是讲八卦筮术的运用。北宋人建构的象数图说来“明蓍策”的,让筮卜者明白如何运用诸图的理论与方法来筮卜吉凶,包括如何结合变卦来推断吉凶。朱熹讲的《启蒙》哪里是与《周易》一书有关,纯是八卦筮术里的东西。是先秦史巫从“六十四画符号”里衍生出的八卦筮术,跟本不与《周易》一书有关,而朱熹同样错误的以讹传讹的讲什么《周易正义》,把《周易》义理讲成占筮之意。

当看了这所谓“大思想家”的头脑里发出的这种筮卜的思想来,你或能认为朱熹是一位思想家吗?他不成了一位活脱脱的江湖术士和神巫的嘴脸吗?你看朱熹教给的“筮仪”步骤,这在中国的思想家史里唯有朱熹这样的说法,并行诸于文字,“择地洁处”、“焚香”、“祷辞”,这不正是巫婆神汉求于神启的过程吗?这就是大思想家的煞费苦心求出《周易》的“本义”与“启蒙”吗?朱子的“启蒙”与近代西方哲学思想的“启蒙”之意可是相差十万八千里。朱子的“启蒙”无疑玷污了这二字的神圣意义。不过朱子八卦筮术上的说法,只能“启蒙”那些想算卦的算命先生而已。而后世统治者推崇朱子,不仅仅朱子写了让人会算卦占卜的巫术之学说,而他在北宋的“理学”基础上成为集大成者,而集大成的无非就是“存天理,灭人欲”的反人性的理念构架。朱熹之人在宋以后的王朝里的读书人没有不知道的,朱熹在理学(天理神学)的基础上建立起庞大的为后封建社会帝王体制服务的理论学说,朱学为帝制服务而精心编织起一只庞大而无形的精神“天网”,把臣民从新死死的罩在这无形的天网之中,交给王权者去奴役,臣民在这无形的精神天网里逐步被变异与退化。

朱子学垄断了明清帝国时期的思想界,朱子所注的四书与五经之一的《易经》(《周易》加《易传》)被明清王朝时期指定为科举的教课书。明清帝王上的残酷,政治上的腐朽,思想上的禁固与大兴文字狱,国家越来越贫穷落后,民智越来越不开化,帝国里的全民完全陷入了神巫之国的灾难之中,无不相信鬼神与命运,这与朱子之学在思想界里的垄断分不开。朱子学是最腐朽最没落的学说的总代表,却为家天下的帝王更看重。正是朱子学能够为王权所需要而成为国民的精神鸦片,宋以后的帝王社会里人们都成了朱子的精神奴隶。

朱子学的根本是把想象出来的宇宙的法则与人类道德政治被贯穿了起来,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深化。正是朱子用“天道自然”的秩序来规范人世的秩序,阻碍了中国帝制后段的发展。这是有临国日本在近代史上的哲学突破实证,即日本突破了朱子之学的禁固,日本从封建意识中突围出来,而走在了中国的前头。

而两宋时还是值得一提的北宋程颐,北宋著名哲学家和易学家,理学创立者之一。他是北宋易学中义理学派代表。以阴阳者是道的命题。进一步发展了理学派的本体论,肯定了阴阳变化的永恒性。

程颐即以“理”(阴阳)解《易》,使《易》从占卜之术中解放出来。事实上,程颐也不是纯义理解《周易》者,只是少用象数,而多是从《周易》里的文辞着手阐释其义理。我们看程颐的《易传》(程颐《易传》又称《伊川易传》或《程氏易传》。程颐的哲学思想,体现在《程氏易传》里)里的“象数”之说。

如:“《剥》之为卦,诸阳消剥已尽,独有上九一爻尚存,如顾大之果不见食,将有复生之理。上九亦变,则纯阴矣。然阳无可尽之理,变于上则生于下,无间可容息也。圣人发明此理,以见阳与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剥尽则为纯《坤》。岂复有阳乎?曰:以卦配月,则坤当十月。以气消息言,则阳剥为《坤》,阳来为《复》,阳未尝尽也。剥尽于上,则复生于下矣。故十月谓之阳月,恐疑其阳也。阴亦然。圣人不言耳。”(《程氏易传·剥传》)

这是对今本《周易·剥》里的“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的解释。对这一句文辞的解释,按理应从这一句话文辞上去做解释就是了,可程颐已然是“象数”去解释“上九”里的那句话。程颐的那一段解说是用“阴阳”和“十二消息卦”学说来解释的。《剥》里的“六联体”符号是“”,此符号后演变成卦符号,并分上下卦,为“艮”(山)与“坤”(地)。此符号又分阴分阳,其中,五个是阴画,而只有一爻画为阳,这就是程颐说的“诸阳消剥已尽,独有上九一爻尚存”,又通过卦象而认为“硕大之果不见食,将有复生之理”。这是通过卦画阴阳取象而解释《周易》里的“硕果不食”,并进一步通过《剥》画的上九爻再变成阴(如《剥》画“”上画为阳爻画“”若变成阴爻画“”就变成“”这种画符号),就成了纯阴的《坤》卦(即“”此种符号)。这就是程颐说的“上九亦变,则纯阴矣”。又认为“然阳无可尽之理,变于上则生于下,无间可空息也。”就是说,阳气没有能完全消亡的道理,“上九”变于上,那么“初九”就会生于下,其中没有可空一息的间隙。这些说法就是从卦画符号阴阳之说想象来的东西,也就从这种想象的“理”中,引出一番“人道”的理来,“圣人发明此理,以见阳与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剥尽则为纯《坤》,岂复有阳乎?”那么《坤》卦(“”)最下一爻进而变成阳,那就成了《复》卦(“”)。就是程颐说的“剥尽于上,则复生于下矣”。这程的说法都是来自于汉象数易学里的“卦气”说中的“十二消息卦”说。实际这些东西哪里与《周易》里的文辞沾边呢?在“象数”易学中,阳是代表君子,而阴是代表小人,程颐通过卦象来阐述君子之道。这一段虽是对《剥》里的“上九”爻辞做出的解释,但程颐说来说去能否看懂他解释的“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是何意思吗?程颐所谓的解释等于什么也没有解释。程颐从卦画、阴阳、消息来解释“上九”里的文辞,说了等于没说。凡用象数来解释《周易》里的文辞本身就是南辕北辙的徒劳之举,说出来的道理,也不过是借题发挥而已。以“象数”释解《周易》的文辞,说得不好听些,犹如信口胡诌而已。

程颐注释《周易》已然不离“象数”,不外是从卦画、阴阳、爻位,刚柔,卦体等去解释《周易》里的文辞,以阐发出一番封建道德政治观来,当然也不番从《周易》里直接借字发挥出新的说教来。

程颐用象数解释《周易》一书的义理,而阐发出一番封建社会里的道德政治学说,与朱熹相比,无疑是应于肯定和赞誉的。毕景程颐不像朱熹哪样,把《周易》解释成一部占筮之书,教人们如何的运用《周易》去算卦问卜吉凶。而对程颐更值得肯定的是,他在《易传·序》里强调的从《周易》辞语上去探求义理的方法。

“予所传者辞也,由辞以得意,则存乎人焉”。

这“由辞以得意”比“忘象得意”更能接近《周易》的本义。程颐在对《周易》一书的探求上强调“由辞以得意”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程颐本身并没有做到,他也无法摆脱前人的“象数”易学的影响,他的“易学”并没实现他自己说的“由辞以得意”的方法,这就不能不使人遗憾。更遗憾的是现代的“易学”界里已然不能忘掉“象数”而解释《周易》,并且“象数”易学,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发展,现代所谓的“科学易”,“代数易”或“立体易”说,都是象数易学的派生,本与《周易》无关,而是“八卦卦学”(即那些符号)里的东西。八卦象说,可以引向科学思维不假,从“象”说中引发出发明创造也不假。发明创造可以从取象比类里得到启发,大自然里的“象”是取之不尽的,比之不完的。

而宋代还有两位著名的易学家,张载和程颢。张载北宋哲学家,著名易学家,理学创始人之一。其易学也被认为属义理学派,是以阴阳二气变易法则作为易学的最高范畴,为气学派的代表。

程颢北宋哲学家、易这家,同为理学奠基人,也被后人认为是北宋易学中义理学派的代表。

我们讲了两宋时期对《周易》的说法,那么接下来我们看明清时期人们对《周易》又是如何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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