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政治哲学演讲(五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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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忧患意识为政观

第一讲:《周易》的忧患意识

第四节

《周易》第十八篇《蛊》文里说:“不事王候，高尚其事。”

第一个“事”，是指“谋取”，“从事”之意。“不事王侯”：是指不去谋取王侯这些显贵的位置。第二个“事”，是指父亲的事业。即继承的事业。“高尚其事”，这里的“高尚”，不同于后来所指道德情操上的含义，这里还不能当成一个成语来解释。这里的“高”，是指敬重，看重。而“尚”的意思是崇尚，尊重。“高尚其事”，就是说“敬重与崇尚所继承的父业”。这里的“其”，是代指父亲的事业，这才是“不事王侯”的目的与根本。

《蛊》文是围绕着子承父业，不可学母亲所从事的事情而作出的论述，已显示了西周时期男女做事有别的社会意识。“蛊”的本义是指害虫，而本篇里是指子承父业。从最后一段内容来看，“不事王候，高尚其事”，是奉劝君子不可谋取王候显位的忧患意识。

《周易·临》篇讲述的如何治国理政的道理，其中无不凸显着忧患意识。

“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这是说“治国安民处理的得当，是大而亨通并有利于向前发展的事情，若不重视这些，事情就会转化，就面临凶险。”这是一种政治忧患。如何消解这种担忧，作者指明了如何去治国理政。

《周易·观》：“观我生进退”。这又是一种忧患意识。这是让“君子”观察认识自己治下的生民，才能在政治决策上知进退。

《周易·剥》：“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这又是一种政治忧患。“丰硕的果实不能食用，被当官的占有，而劳动者已将没有存身之处”。

《周易》每篇都是凸显着忧患意识，其忧患的文句也不胜枚举。而《坎》篇可谓忧患意识特强的文章了。其忧患意识不单其对“君子”而讲，而且对人生具有普遍的教育意义。《坎》篇里的忧患意识，就是今天已然具有现实的教育意义。

我们再把《周易》“坎”篇的原文及今译附下：

（原文）“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习坎，入于坎窞，凶。坎有险，求小得。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坎不盈，祗既平，无咎。系用徵纆，寘于从棘，三岁不得，凶。”

（译文）：“通晓人生路途上的坎坷不平，正是有了爱，维系着这种心思意念，就通达顺利。这种品行就可超然人生的坎坷不平。通晓人生路途的坎坷艰险，一旦进入陷阱，就很不幸。人生路途坎坷且有险阻，应求小的获得（不可贪婪）。行走在这人生的坎坷路途，险恶且随时就会来到身边，一旦陷入陷阱，也就无有能力所用。一尊酒，两器具的食物，用瓦器装存，节俭而用，自己开导自己，最终没有害处。人生路途坎坷，不能圆满平坦，既有山丘，也有平川，这也无所怨咎。待用绳子拴着，放到拘禁犯人的牢狱，三年不能获释，那就凶险了”。

《坎》篇虽有几十个字，可包含了人生命运的深刻哲理，不亚于一部《红楼梦》。当然《红楼梦》给人世讲述了封建帝王社会里人生大悲剧，是一部不朽的伟大文学作品。若要从人生积极意义上来看，《红楼梦》有浓重的宿命论思想。而《周易》一书从积极的一面看要高于《红楼梦》的思想性，高于《红楼梦》就在于《周易》里既无天命观，又无迷信思想，《周易》既是一部充满着忧患意识的书籍，又是一部非常理性的哲理书籍。

人类社会的脚步没有停止，是在不断地前进与进步着。但人生里的一些东西是与生俱有的，并不随着时空的改变而改变，如生老病死，及要经历的各种自然灾害与社会危害。如《坎》篇里的忧患意识，在西周时期哲人就有了高度的认识。而几千年后的今天，人生的忧患意识并不是没有了，相反更应当具有。几千年后的今天，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人生面对着自然与社会的灾难与危害并没有变化掉。虽然今天的人生能够得到社会的一定支撑，但今天社会里的人生就可丢掉忧患意识了吗？而是已然应当保持人生忧患意识，特别是在这市场经济，金钱化日益趋向主宰人生命运的社会里，人更应该保持高度的忧患意识。而我们的先哲，给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就是《周易》，《周易》里的忧患意识就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周易》里的忧患意识，类同于苏格拉底的哲学命题“认识你自己”。只有对自己有了深刻的认识与思考，才会产生一种忧患意识。而有了忧患意识，才能不断的完善，修正自己，而更好的安排人生。

在人类的哲学史上，可为我们是最早进入理性文化时代，这竖起人类最早的理性大旗，当是《周易》作者，早于古希腊古典哲学几个世纪，一部《周易》标志了人类开启了理性大门。

《周易》里特强的忧患意识，并非同西方宗教里的“原罪”，还是佛教里的“四谛”痛苦，而寻求“灵魂”的皈依。而《周易》里的忧患意识不是看到了人生苦罪，恰恰是看到人生积极一面上的一种责任，即对人生持有一种理性的认识觉悟。如《坎》篇里的“习坎，有孚，唯心，亨，行有尚”。《周易》里的忧患意识觉悟，皈依到道德责任上。即用“爱维系人生的信念，拥有爱这种品行道德，就可超越人生路途上的坎坷不平”，这是把道德性作为人生的信仰。这种觉悟与责任在《周易》以前就已产生了，《尚书》中记载周初事迹的“周书”中不凡透出这种忧患，因忧患意识而产生了“敬德保民”的思想。周人取代殷商而建立周王朝，这次的“周革商命”后，周的统治者在政治实践中变得理性起来。特别是周公对“周革商命”过程进行了反思，即对“天命”有了反思。商是一个具有原始宗教意识的朝代，他们无条件的信仰上帝和神秘的天命，认为他们的命运由天命所主宰。故殷纣王在面对大臣对他荒淫行为进行劝诫，却无所顾忌的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周代商后，周统治者看到政权交替变化过程，是民众起了力量，也使周的统治者认识到“天命不于常”（《康诰》）。天命不是永远不变的，而是可以改变的。周初统治者认为天命的转变是与统治者个人的“德”有很大关系的。商纣王娇纵淫逸，“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酒诰》）。相反，作为文王却“克明德慎罚……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康诰》）。由于文王能够明德慎罚，具备高尚的道德，所以天命眷顾，让周取代了商。周初统治者的天命信仰是有条件的，即附加上了道德性，这与殷商的“天命”信仰不同了，认为天命“惟德是辅”，只要统治者能够修德，才能保住天命不失。这也是周初“以德配天”的根由，因此“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成为周初统治者的政治新理念。故周初统治者把忧患意识转向政治存亡之上，即忧患的内容乃是政权巩固和社会的稳定的维护与保障。而忧患的核心内容，则是对“小人”（民众）行德政。这就是政治上的觉悟与责任。这是周人从殷人灭亡所取得的经验，“以德配天”的内容是“敬天”，“明德”，否则“天命不佑”。所以周公在告诫成王要时刻处于忧患之中，保持戒惧谨慎的态度。

忧患意识，来自于政治成败上的自我觉醒意识。周代殷，取得了统治地位。因周本是大殷国的一个小国邦，反而取代殷的地位。周人要解释这种新的合法地位，就产生了“以德配天”的新说法。《尚书》中的“西周书”里不凡有一种忧患意识，即“失德”将会失去“天命”的保佑。这既可以说明殷亡周兴的道理，又可以教育新的执政者保持一种忧患意识，否则就会像殷亡那样的局面重演，才有了周公告诫成王（《召诰》）的那些忧患意识。而《周易》里的忧患意识更强，但又不同于《周书》中的忧患意识。《周易》已走出“以德配天”的观念，完全是理性的认识这个现实世界。《周易》突破了“以德配天”的理念，而转向“以德配民”(爱民)，去掉了“天命”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