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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襄公九年》里记：“穆姜对《周易》里的“元、亨、利、贞”解释为:“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
这是《易传》以外的对《周易》最早上的学术。
穆姜是开义理释《周易》文辞之先。并对后世《周易》一书文辞的注释同样影响之深。
是后世对《周易》一书里文字进行义理阐释的渊源。
五、义理阐述《周易》一书的性质
《左传·昭公二年》里记载:“二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韩宣子是一种间接的对《周易》一书的评论，也是开议论《周易》是一部义理之书之先。
此对孔子影响之深。
六、亦筮亦理双重看待《周易》
《左传·昭公十二年》又出现了子服惠伯对《周易》的说法。
子服惠伯既对《周易·坤》里的“黄裳元吉”从义理上解释为“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
又把《周易》解释为“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
子服惠伯开创了对《周易》一书“亦理亦筮”的观点。既义理解释《周易》文辞，又解释忠信“可筮”。对后世”亦理亦筮”双重标准对待《周易》影响深运。
如《易传·系辞》里的说法:“《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再如现在的“辞书”及学者们对《周易》性质说”《周易》是一部有哲学思想的占卜书”，这说法既是个双重说法，又是个悖论。
总之，《左传》一书所记载春秋时期人们运用和言论的繇题式《周易》，对后世“易学”无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那么，《左传》一书能否做为先秦地上最早文献史料，以此反映《周易》一书最早的例证呢？
因目前从地下考古资料还没有超过《左传》一书对《周易》的记载。
接下来我们顺便说一说《左传》一书产生的时代。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汉代时又名《春秋左氏》、《春秋内传》，汉代以后才多称为《左传》。
《春秋左氏传》是儒家经典之一，西汉时同样与《春秋》被尊奉为”经”。
《左传》是传《春秋》史的(也有认为《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书，和《春秋》没有直接的联系)，虽然《春秋》也没涉及卜筮，也无涉及《周易》。《左传》是被认为战国前期成书的(战国时间是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被认为研究《左传》权威人士的杨伯峻，研究《左传》所认为的成书年代是前403——前389年间，也应属战国前期。不免是战国前期写《左传》者，加入的”以《周易》筮之”的春秋卜筮例子，目的是神道设教。《左传》里记载的无论”以《周易》筮之”的卜筮，或”《周易》有之”的引用，均说明《周易》文本不同于今本《周易》。也由此说明《左传》一书是今本《周易》定型前的书籍，因《左传》一书不反映“六·九”数字爻题《周易》，无疑是战国时期的书籍。
不过也有人认为《左传》是刘歆所作。如徐仁甫(1901-1988)撰写的《左传疏证》一书，将《左传》与有关古籍细加剖析之后，认为《左传》并非成书于先秦的解经之作，而是西汉末年刘歆所作。
说《左传》是西汉刘歆作的说法，无疑被《左传》里运用《周易》的筮之和引用称法的繇题式就否决了。因西汉所用的《周易》文本已是数字爻式格式。更何况徐还没能看到浙大简上的《左传》。
因一批被盗卖至海外的战国楚简，由浙大校友出资于2009年得以从海外回归，并入藏浙大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这批竹简被介绍，竹简从海外回归后，经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等研究机构的层层科学和考古鉴定，最终确定，是在公元前340年(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由战国时期的楚国出产的(也有认为是中原出产的)。这批楚简的内容和当今流行的《左传》本内容基本一致。
由《左传》一书首次反映的不是”六·九”数字卦爻式《周易》格式和发现属战国中期的竹简《左传》，说明《左传》成书于战国前期。
那么，《左传》做为《周易》一书最早例证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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