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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象》文在对《周易》文句所论述的道理中出现的判词,如吉、凶、厉、咎等(这是《周易》时代的文法用语而已,对事物正确于否的判定)不过是转换成了“道”、“位”、“志”,“德”之词。对《周易》文句里判断词的“吉”或中性句子而改成“位中正也”、“未失道也”、“志可则也”的这种正面语言。对那些“凶”、“咎”等判词语,则用“位不当也”、“道大悖也”等反面语代替。
也许《小象》文的作者想把《周易》曾在史巫手里用于卜筮的阴影抹去,还是想把《周易》从史巫用于筮卜的手里夺回。回到《周易》本来的面目上去。才把吉凶,吝咎之词换成“道”、“志”、“德”这儒家的话语上去,让人们一看就明白这是义理之书,不是占筮之用。
《小象》文这种变换词汇的“释”法,是一个新发展。《彖》应在战国末期产生的文章,而《小象》文应在《彖》文之后。《小象》文不象《彖》文阐发出新的儒家思想。《小象》文基本保持了《周易》文句的原汁原味,只是增加了“道”、“志”、“德”、“义”、“位”的说法,以替代《周易》里原句中的“判词”之意。
《小象》文里也出现了“阴”、“阳”以释《周易》。如释《乾》文里的“象曰:潜龙勿用,阳在下也。”释《坤》文里的“象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
这用“阴阳”来释《周易》当在战国末期。但《小象》里只有这两处就没有了。而《小象》文不象《彖》文里多处出现“圣人”一词,而《小象》文里始终运用的是“君子”称谓,因“圣人”之词是最流行于战国中后期。而用“君子”论事出现一前一后,前是战国以前,后是战国以后。从这来看《小象》文当产生在战国以后。
从《大象》、《小象》、《彖》文三者来看,其时期不同,而内容也各有时代特色。《大象》文产生的最早,在春秋后期,没有脱离类象的思维方法。采用八种自然物象来类说事理,同史巫用八种物象来比附人事吉凶先知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但思想内涵确是天壤之别,一种是巫术,一种是哲学。
《小象》文抛弃掉了八种类象,运用儒家的“道”、“志”、“德”、“义”、“位”之词义,重述《周易》之义理。把“道”、“志”、“德”贯穿到释解《周易》的思想里,替代了吉、凶、厉、咎之字眼。不过那种释解《周易》方法与现代释解则不同。你若想从《小象》文看懂《周易》文章句子,同样《小象》文是帮不上忙的(但也不否认《小象》文里也有对《周易》原文进行了一些疏解,使原意更明确化,但很少。如释《观》中的《小象》文:“‘观我生’,观民也”,只有看懂了《周易》文章,也就看懂了《小象》文句。《小象》所谓的释《周易》类似葫芦与瓢的关系。《小象》文照着葫芦画了个瓢,没有发展出儒家的新思想,不同与《彖》文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形成了新的儒家伦理道德政治观。
如《彖》文在释《周易·家人》时发展出的道德政治思想。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这完全是战国后期王权思想上升的理论基调,也是战国时期儒家道德政治秩序观的思想核心。
《小象》文不同于《彖》与《大象》文里的思想内涵。《小象》文里的王权思想还没有那样凸显,也没有《大象》文的思想深度。《小象》文在释《周易》时,多是引述原文重复时,而以“志”、“德”、“位”、“道”之词判定可行与不可行的说法。基本保持原文吉凶吝咎的判断结果。只不过是转换了时代里新的词汇,所代表的新观念而已。《小象》作者要把《周易》变成一部新的文辞来,意在让人一看就明白这是一部义理之书。
我们举《小象》释《周易》文如下:
今本《周易·临》卦爻辞与《易传·小象》文
初九:咸临,贞吉。
《象》曰:咸临贞吉,志行正也。
九二:咸临,吉,无不利。
《象》曰:咸临,吉,无不利,未顺命也。
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
《象》曰:甘临,位不当也。既忧之,咎不长也。
六四:至临,无咎。
《象》曰:至临无咎,位当也。
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
上六:敦临,吉,无咎。
《象》曰:敦临之吉,志在内也。
今本《周易·观》卦卦爻辞与《易传·小象》文
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观,小人道也。
六二:窥观,利女贞。
《象》曰:窥观女贞,亦可丑也。
六三:观我生,进退。
《象》曰: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象》曰:观国之光,尚宾也。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
《象》曰:观我生,观民也。
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
《象》曰:观其生,志未平也。
通过以上二篇《小象》释今本《周易》爻辞的举例来看,除了《小象》文里少量的句子给于原意疏解的明朗化外,大部分是以“道”、“位”、“志”可行于否的说法。故并不能通过《小象》文的释解而看懂《周易》文章的实质内涵,但非常明确的是,这《小象》文一看就知是讲义理的,与占筮不沾边,哪里是讲如何占筮的呢?
从以上《易传》里的“大象”、“彖”、“小象”文来看,都是从“德义”出发而释《周易》,其作者也均没有被史巫用于算卦的外在《周易》格式所迷惑,依然是把曾用于算卦的《周易》内容从义理上去阐释。都是去阐释义理的,而不是阐述筮卜算卦的。也并不是这些《易传》文章一点一滴的在改造《周易》性质过程,反而更看清了《周易》的义理性质,使人逐步明确其义理内涵,只不过是面对着被篡改过的《周易》文本,无疑是偏离了原创《周易》一书的政治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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