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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势瞬间恶化,已经由不得熊储继续观望。
崇祯十七年,建文两百四十六年(一六四四年)十二月九日,熊储终于答应登基称帝,国号大明,改次年为兴汉元年。定都缅越王府,以桂林府为陪都行在。
左丞相万练,右丞相苗三冠,兵部尚书彭无影,吏部尚书张毓秀,刑部尚书侯铭德,户部尚书孙学易,工部尚书孟凡。
以岚儿为皇后,袁鹂卿为文妃,严二娘为明妃,苗若兰为兰妃,武藤兰为丽妃,曼黛莉为珍妃。
熊储登基称帝和当初当王爷一样,同样没有祭告天地。
因为他从来不相信什么老天爷,而且现在局势岌岌可危,根本不是加官进爵,安享太平的时候。
称帝的目的是为了战略大局,主要是做给外人看的,所以熊储宣布称帝的唯一文告,就是一篇《讨女真檄》:
“朕以幼冲,曾为奴隶,又作杀手。混迹于草莽,藏形于民间。妄解侠之本义,不知此生何之。有二三忠诚勇烈之士,旦夕而进逆耳忠言,朕故知侠之真谛。”
“惟我大明多难,山河破碎,正是忠臣义士甘就斧斤之时。朕乃建文帝后裔,自当挺身临难,挽狂澜于既倒,整国祚之将倾。”
“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方今女真番奴毁我长城,摧我社稷,丧我传承,屠我百姓。罪大及天,罄竹难书,非灭尽不足以靖天下。凡我中原臣民,无论顺逆,皆有屠灭番奴,重振汉家天下之重任。”
“至于数典忘宗,靦颜事仇者,皆为大明当灭九族之逆贼,人人得而诛之。今明格赏如左:诛杀范文程、洪承畴、祖大寿、尚可喜、耿精忠、孔有德、吴三桂等逆贼一人者,赏万金,封总兵,领将军衔。传檄天下,咸与知闻。”
熊储最终决定登基称帝,并不是他已经想通了所有的问题,而是过去半年时间就没有一件事情让他顺心,已经到了国事糜烂的程度,属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崇祯十七年六月,整个河北就李自成一支孤军与清兵奋战。虽然大顺政权采取了一些缓和矛盾的措施,努力稳定局势,但没有任何实际效果。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李自成进入京城以后杀人太少,牛金星大肆启用了明朝降官降将。大顺军独斗满清精锐骑兵连败九阵,那些降将纷纷倒戈反叛。因为满清入关,打的旗号是“诛灭叛逆,为崇祯帝复仇。”
李自成并非不能容人之人,对于当面忤逆自己的人,他很少追求责任,更不恼羞成怒的杀人。
负责京师城防的襄城伯李国桢,被抓捕后不肯下跪,而是背对着李自成站着。
李自成有些恼怒:“为何不跪?”
李国桢昂然回答:“我乃明朝大臣,没有向你流寇下跪的道理!”
李自成便威吓道:“不跪则把你凌迟处死!”
李国桢回嘴怒斥:“随你的便!”
李自成又威胁道:“不跪就把你家凌迟处死!”答仍是随你的便。
当李自成说到不跪将把城百姓凌迟处死时,李国桢这才跪下,不过仍是反面而跪,而且口中仍说道:“我是为城百姓而跪,并不是向你下跪!”
对于这种反复顶撞自己的一个战俘,李自成也没有处死他,而是把他暂时关押。
正因为如此,京师文臣武将数千人,为大明朝殉国的不到三十人,反倒是重新当官的有一千多人。
第二个原因,前敌主将刘宗敏部下残余四万三千人,每个人都是腰缠金票,多则数千金,少则二三百金。流民就是流民,现在有钱了就想回家享福,根本不想继续战斗丢了小命。
七月,大顺军在河北一败再败,七十万大军已经不足四十万,被迫南渡黄河走归长安。
英亲王阿济格、平西王吴三桂和尚可喜三路大军十三万人紧追不舍,李自成在长安仍然不能立足。不久放弃长安,经蓝田、商州,走武关。
九月,李自成到达平阳后,重新集结长安附近的兵力三十五万余人,准备对清军展开面反击。
多铎督促孔有德、耿仲明等明朝降将,统帅汉白旗、汉红旗十五万余人,根据多尔衮的命令,组成东路大军进攻山东,准备一举拿下刚刚建立的南明小朝廷。
十月中旬,阿济格、吴三桂、尚可喜统帅的清军西进受阻,迫使多尔衮改变原定计划:暂缓对南明王朝用兵,派多铎前往增援,并且要求先救怀庆、后取潼关,继而与阿济格部夹攻长安,从而对河南、陕西形成了两面夹击之势。
十月二十日,李自成的大顺军和多铎的部队,一共有六十余万人,在函谷关以西、潼关以东二十里外摆下战场。
二十九日,潼关战役开始。因为阿济格、多铎集中了四百多门大炮猛轰,李自成的主力部队十六万人在刘宗敏率领下,虽然悍不畏死地反复冲杀,但是损失极大,主力部队十不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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