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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辜鸿铭和华东**的接触时间要比严复早得多,在华东**刚成立上海新区的时候,华东**曾组织了一次上海的工商界的人士到青岛访问的活动,当时辜鸿铭也参加了这次行程,应该说在那一次行程中,华东**还是给辜鸿铭留下了不错的印像。
不过从那以后,华东**和辜鸿铭就再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了,毕竞华东**的精力主要在发展工业化和经济上,看重的是詹天佑这样的技术人材,而不是辜鸿铭这样的学术大师;而辜鸿铭虽然也承认在华东**的治理下,社会民生,精神气貌确实都要比清廷要好得多,但他的骨子仍然带中国传统文人的清高和傲慢,华东**不来相请,辜鸿铭自然也不会主动上门,而且还故意做出一付对华东**也不屑一顾的样子来。
但辜鸿铭的大部份时间都居住在上海,也得到了许多了解华东**情况的机会,而且虽然辜鸿铭在表面上表现得对华东**不屑一顾,但实际对华东**的动向相当的关注,华东**出版的几份主要报纸基本都一期不落,另外对华东**出版的几本学术著作也是本本都购买,并且都进行了认真的研读。
应该说辜鸿铭对华东**的土地制度是相当不认同的,对华东**绕过士绅阶层,直接面对基层百姓的治理方式也颇有微词,但对华东**治理的效果还是有些佩服,毕竟辜鸿铭是在欧洲留学14年,并且拿到了11个博士学位,留学的经历主要是在英国和德国,对欧洲国家的治理环境有相当的认知,而华东**成立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治理能力却并不逊色于欧洲国家。
而对华东**的学术理论著作,辜鸿铭的评价也是各有高低,比如对华东**的土地理论,就很是不屑,而对工业化理论也并不怎么上心,但对华东**提出的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而非民族国家这一概念却有相当的认同感,因为辜鸿铭是推崇中华传统的孔孟思想学说,这和中国是文明型国家的理论有很大的契合之处,而且这个理论也给了辜鸿铭很大的启发,使他对中华文明优于欧洲文明的理论可以更为完善。
还有就是华东**对欧洲国家的体制,及社会制度、文明的批评,辜鸿铭则是十分赞同。和这个时代其他的中国学者普遍都推崇欧洲国家的制度、思想、文明不同,辜鸿铭对欧洲国家的体制,制度、文化都相当不屑。这也和辜鸿铭在海外留学长达14年的经历有关,因为其他的中国学者如严复国外留学的时间也不过只有4年,对欧洲国家的认知未免有些流于表面化,仅仅只看到了欧洲国家的表面繁荣,对欧洲国家的社会深层缺少实际了解。而正是有长时间的海外生活经历,使辜鸿铭对欧洲国家的社会有更为深刻的认知,并没有被欧洲国家的表面繁荣、发达、科技所迷惑,同时还看到社会繁荣背后的阴暗、坠落、自私、贪婪的一面。
不过辜鸿铭毕竞不是社会学家,虽然他看到了欧洲国家在社会制度、文化的缺点,但对造成这些缺点的根源却缺乏足够的认知,而且想出的解决办法却不是靠推动社会进步,提高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或是建立一种更高等级的社会制度,而是中国传统孔孟学说的仁义之道,这也是辜鸿铭推崇儒家学说的最主要因素,甚致到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不管是精华还是糟粕,也坚决拥护的程度。
其实这也是这一代中国学者的一个共性,随着对欧洲国家的社会的认知加深,看到欧洲国家的社会、文化的缺限后,几乎都不约而同的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来,在旧时空里,严复到了晚年时,也开始推崇中国传统文化。
但看了华东**关于对欧洲国家的体制形成,以及文化缺限的原因的深度分析之后,再结合自己多年欧洲生活的经历进行印证,使辜鸿铭也颇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毕竞华东**关于对欧洲国家的体制、文化缺限的分析,是建立在旧时空无数学者长达百余年的探索、研究、分柝、试验的基础之上,这决不是辜鸿铭区区十几年的生活经历所能相比的。
虽然这并不表示辜鸿铭从此就放弃自己的思想,彻底拜倒在华东**的面前,毕竞像辜鸿铭这样的学术大师,一但形成了自己的思想观点,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虽然这并不防碍他会从其他理论思想中吸取对自己的思想观点有利,或是有补充的优秀部份。因此在辜鸿铭后来的文章、讲学、交流中,也大量的引用华东**的这些理论。
不过辜鸿铭对华东**的态度并没有什么改变,依旧是不屑,并且不时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或调侃、或抓苦、或指责华东**的一些行为或者是一些特定人物。当然喜欢怼人,是辜鸿铭的一大特点,他到也不是专门针对华东**,对清廷、对其他国家,对清廷的官员、外国政要,以及其他学者、社会名流、都是照怼不误,简单来说就是看谁不顺眼,看什么事情不顺眼,都会开怼,并极尽嘲笑、挖苦之能。
华东**控制上海之后,报纸当然不敢发表反对华东**的文章,辜鸿铭怼华东**通常是在宴会、学术交流的场合,不过辜鸿章到也不是乱怼华东**,并且相当注意分寸,往往就是打打擦边球,更多的还是调侃性质,而且除了怼华东**之外,辜鸿铭也依照是见人怼人,见事怼事,行就如故。因此上海**也并没有太在意,对他依然是敬而远之,但并没有阻止辜鸿铭在上海著书、教学、发表演说等等,只要是不要过线就行了。
其实虽然在旧时空里,辜鸿铭是以敢说、敢骂、敢怼而著称,但并非是真的愤世嫉俗,不通世故,其实相当注意分寸尺度,知道什么人可以骂,可以在什么时候骂,可以骂到什么程度,并且保证自己的绝对安全,因此尽管在辜鸿铭生命的最后10余年间,尽管政局迭荡起伏,**更迭如家常便饭,不少学者都因站错了队、说错了话而吃过大亏,但辜鸿铭却始终屹立不倒,无论是谁当政对他都敬若上宾,而且辜鸿铭还是照样骂人、怼人。
秦铮其实一直都在关注严复、辜鸿铭等学者的行动,对他们的一些改变都了如指掌,随着华东**的国力日益强大,由其是在取得了远战争的胜利之后,这些学者们都明显在向华东**这边靠陇,其实这也很好理解,因为清廷的表现实在太烂,根本就是烂泥扶不上墙,仅仅只是占着一个正统的大义明份,而当华东**表现出了足以彻底压倒清廷的能力,改朝换代己不可避免时,自然有不少学者会改弦易辙,站到未来的胜利者一方。
而且这次代表华东**和德国进行文化交流活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官方主导的文化交流活动,代表的整个中华文明,无论是谁能够参与其中,都是足以留名青史的至高荣誉,对于学者来说,荣誉比经济利益更为重要。因此秦铮才认为可以邀请严复、辜鸿铭做为华东**的代表。
经过行政院的讨论之后,最终还是同意了秦铮的建议,当然首先还要看严复、辜鸿铭的态度,如果他们不愿代表华东**去德国,那就没有办法了。而邀请严复、辜鸿铭的任务,自然就落到李松晨的身上。
其实这件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也真不算小,虽然办不成也不会对李松晨的前途造成什么影响,毕竞如果严复、辜鸿铭真的不想去,总不能将两人架去吧!但如果办成了,无疑是对李松晨还是有加分的。
当然李松晨也知道,这种学术大师都不是好请的,因为一个个都自视甚高,自比孔明,虽然心里千愿万意,但还要故作姿态,左推右托,最后仿佛千不甘万不愿的才出头。因此李松晨经过认真思考之后,首先向辜鸿铭发出了相约见面的请求,辜鸿铭果然在一番“我很忙、没时间”的托辞之下,最终将会面的时间推到三天之后。而李松晨马上又去约见严复,这次到是顺利得多,会面的时间定在第二天。
这样的邀请先后安排,当然是有意而为的,因为严复是军人出身,本身性格比较豁达大变,涵养也好,另外他对华东**的认同感也更强一些,毕竞在远东战争中,华东**也算是为北洋水师报了甲午的一箭之仇,而严复也是北洋水师的创办者之一,不能不有所触动;而辜鸿铭身上的文人气更重,虽然不能算是心胸狭窄,但他的性格毕竟偏于过激,因此如果先邀请严复,可能会让辜鸿铭有所不快,认为华东**更看重严复,说不定在一气之下,就拒绝了邀请,而先邀请辜鸿铭,但却是由于辜鸿铭自己故作姿态,定下在三天之后会面,那么华东**先和严复见面,辜鸿铭也就没话可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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