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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爆发的匪乱,若不是它严重冲击了东北自治政|府的政权,并与日本对中东路的占有政策遥相呼应,倒有种“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诗意。

京剧《沙家浜》里有句唱词:“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从清末到解放前,东北匪患严重,草头王比比皆是。不过,东北的土匪有个特殊的称号:红胡子。

根据史料记载,东北的红胡子起源于清咸丰年间,到正史上解放前红胡子被消灭,其存在的时间将近一个世纪。乱世之中,多数红胡子走的是强盗行径,也有效仿梁山好汉取侠义之盗的。不过,随着时局的变化,红胡子也一度成为各方势力利用的对象。

哥萨克在红胡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些“带路党”联合红胡子,抢了沙俄不少的财物。日军间谍也曾想利用红胡子袭扰俄军,但出钱出枪之后,却被红胡子放了“鸽子”。

土匪就是土匪,为何要称之为“红胡子”呢?红胡子的基本构成是汉人,从人种学上说,他们本不会长出红色的胡须,然而,红胡子一说从何而来?

俄国学者穆罗夫于1901年发表游记《远东的人与风俗》,他在书中说:“地方之好汉,好以红色之绳穗装饰其武器。瞄准时,将绳穗衔于齿间,以免碍事。远望,枪手仿佛长着红色胡须。”不过,美国比林斯利教授却持另外的观点,他在1988年发表著作《民初社会中的土匪形象》。书中指出:“中国东北之盗匪,初期为遮人耳目,使用染红的中国传统京剧之髯口作伪装。”

红胡子的起因甚为复杂,应该与中国十七世纪时的政策有关。根据《辽东招民开垦条例》,1644至1667年间,山东百姓移民满洲者甚多,辽东地区因移民而“地利大辟,户益繁息”。河北及河南百姓迁至鞍山、辽阳和营口,而山东百姓迁至了大连和丹东。前来关东的移民,大多自主觅地耕作,不受法律保护,朝廷对其生存状况也不闻不问,采取听之任之,自生自灭的态度。时光流逝,不少闯关东者,生活穷困潦倒,难以为继。

俄罗斯汉学家比丘林在其著作《中华帝国之统计录》中写道,满洲移民中,有内地因罪获刑者,被遣送或驱逐满洲。此类人群,毫无疑问,将威胁满洲治安。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帕诺称黑龙江依兰是罪恶之城,堪称“索多玛第二”。英国作家格拉哈姆于1886年访问齐齐哈尔,称所到之处,匪患肆虐,他说,此城堪比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博特尼湾,好一个非法移民和苦役犯的天堂。

当时满洲地区警力匮乏,治安混乱,加上关内正经历前所未有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大动荡,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列强干涉,步步紧逼……这些都催生了民间匪盗红胡子。1878年之后,清朝取消满洲移民禁令,移民激增,红胡子也猖獗起来。尤其是关外的八旗军奉调入关,前往清剿太平军。此时,关外驻兵骤减,防卫空虚,红胡子的队伍更是趁机壮大。

由于东北一直被满清视为“龙兴”之地,禁止汉人入关耕种,二百年来,发展极慢。近代又相继被日、俄视为鱼肉,多方人员混杂,形成诸多势力。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明的暗的纷争迭起,政权几易其手,导致地方官员盘剥生利、不顾民生。久而久之,民不聊生,便生盗匪之心。因为地方辽阔、山深林密,短期内很难剿灭。而民匪不分,时而为民,时而为匪,又增加了根除的难度。而且日俄势力遍布境,土匪、特务、汉奸纷杂,更增加了变数。

有传言说,逃出生天的高士傧摇身一变,成为盘踞吉林东南一带有名的土匪头子。他手中还有百十人的卫队连,有着多年军旅生涯所熏陶出来的战斗经验,对于做土匪尤有心得。原本他就与这一带的土匪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现在只要振臂一呼,响者云集。

日本人在为中东路绞尽脑汁之时,果断找到他,并给他经费和枪支,让他作为大哥带动一批人起来扰乱治安。日本人许诺,如果事成,将扶持其为吉林地方军政长官。在国家孱弱的当口,中|央政|府会考虑这个“建议”的。

当是时,张作霖仅控制了奉天省大部分富饶区域和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大中城市,在张汉卿准备将其作为后院的那些偏远地方,匪患迭起,很多地方都成了“胡子”(土匪)的天下。据不完统计,在东北,仅人数在数百人以上的有名的“胡子”头就有百十余名。当时的东北,境内共计有154个县,其中有100多个被“胡子”盘踞着,真正被奉系占据的还不到50个县,且还经常处在“胡子”的威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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