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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并不等同于君王。”
李太后摇摇头,道,
“皇上,国与君自古就互为一体,因此隋唐才开科举,才有‘天子门生’。”
“官员们只有效忠于皇上,才会一心为国家考虑。”
朱翊钧道,
“朕想掌海贸,就是在为国家考虑。”
李太后道,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上若想掌海贸,要么学太祖皇帝,下旨‘片板不得下海’,要么学先帝,只让广东、福建开埠,其余一律视为违禁。”
“但倘或皇上既想掌海贸,又不愿断了百姓的生路,那就是在变相地鼓励百姓出海。”
“一旦民间出海成风,百姓必不会再满足于耕稼力田,再者这海外之地,不受我中国所控。”
“万一这出海的百姓也跟那濠镜的佛郎机人一样,在海外张罗起‘自治’、‘选举’,不愿再受中国管辖,那可怎么办呢?”
朱翊钧笑道,
“这老娘娘且放心,我中国地大物博,洋人都要来咱们这儿才能买到好东西。”
“这出海的人本身就是为了赚钱,那佛郎机人搞选举,归根到底也是为了赚钱,哪里有出海的人为了选举,反倒跟赚钱的地方绝交的道理呢?”
李太后道,
“那这些人要为了赚钱,把闽浙粤三省鼓动得和濠镜的佛郎机人一样,也开始要求自治和选举,皇上又该怎么办呢?”
“再说,现在江南漕运的负担本来就重,福建多山少地且不说它,浙江和两广的税收却是重中之重。”
“一旦朝廷鼓励出海,民间必会纷纷响应,转而放弃田土耕种,同商人和洋人沆瀣一气。”
“要没了农税,朝廷光靠商税和关税能经营得下去吗?那辽东九边、西南漠北,不都是花钱的地方?”
“要能经营得下去倒也罢了,万一这一出海,闽浙粤三省的百姓受了洋人挑唆,到头来连商税和关税都不肯交,直接学洋人开始要求在闽浙粤自己选官了,那祖宗的基业不就毁于一旦了吗?”
朱翊钧张了张口,不知道为甚么,忽然就有些心虚,
“……老娘娘说得也太夸张了罢。”
李太后道,
“太祖皇帝当年就是从南方起的兵,蒙古人南征北战,九洲在内,甚么类型的国家他们没掌管过?”
“结果到了中国这儿,东南一出问题,他们不是照样被太祖皇帝赶回草原了吗?”
李太后显然是有备而来,这一通话下来,把朱翊钧这个意图改革的现代人都说得犹豫起来。
如果按照近代西方国家崛起过程中殖民扩张的模式,就必须以皇室为首,在大开海禁的同时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发动民间力量去占领各国海路,发展海外殖民市场。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如同晚明澳门葡萄牙人那般,为了商业利益而摆脱原有君主国家的控制,实行自治选举的情况。
倘或这种情况蔓延到中国本土——从晚清的历史教训来看有相当大的可能蔓延到本土——那势必会对明廷的集权统治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李太后又叹道,
“倘或为了海贸之利毁了祖宗留下的江山,皇上,我往后到了地下,可是没脸去见祖宗的!”
李太后一面说着,一面就拿过那方熟罗帕子,作势拭起泪来。
李太后这一动,朱翊镠立刻就坐不住了,
“老娘娘怎么好端端地就说起这不吉利的话来了?”
朱翊镠倾身去劝,
“早知道老娘娘会这样,臣方才就不提洋人选举那回事儿了。”
朱翊钧见状,也只好跟着安慰,
“朕知道其中利害,老娘娘一片苦心,朕都一一记下了。”
两兄弟你一言我一语地一通好劝,李太后听了半响,这才慢慢平复了下来。
“其实罢,濠镜的洋人搞选举那事儿,也不能都怪到海贸头上。”
朱翊镠打着圆场道,
“臣听广东那边的人说,万历十年,濠镜的洋人刚开始搞那个自治的议事厅的时候,原来广东布政司是不承认的。”
“后来是当时的两广总督陈瑞收了两个洋人的贿,里应外合之下,才让佛郎机人的自治得逞了。”
朱翊镠看了朱翊钧一眼,又小心翼翼地补充了一句,
“皇上当时应该不知道这事儿。”
万历十年的两广总督陈瑞是深受张居正器重的“张党”成员之一。
朱翊镠这么说,全然是为了替皇帝推卸责任,葡萄牙人在澳门成立自治组织的时候,张居正在朝中正好处于权力顶峰。
而万历十一年,陈瑞被弹劾致仕时,御史给出的罪名又恰好是陈瑞在任上搜括金银、行贿张居正。
因此朱翊镠的逻辑,就是张党罪大恶极,为了个人利益出卖澳门给葡萄牙人,而皇帝是绝对全然无辜不知情的。
朱翊钧笑了笑,却未说张居正如何,只是道,
“洋人那么厉害呢。”
朱翊镠见皇帝并未不快,连忙附和道,
“可不是,臣听闻当时向陈瑞行贿的,一个是濠镜的司法官,一个是耶稣会的洋和尚,两人还都取了个中文名……”
朱翊钧心下一动,打断朱翊镠的话头追问道,
“甚么‘会’的洋和尚?”
朱翊镠一怔,下意识地回道,
“……耶稣会啊。”
朱翊镠见皇帝直直地盯着自己,忙又补充道,
“哦!广东那儿管那些洋和尚叫‘传教士’,他们说是来传教,其实和濠镜的洋人都是一伙儿的!”
朱翊钧的眼睛倏然一亮,
“给朕讲一讲那耶稣会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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