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章 百姓监督亦乃我大明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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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三百年的官僚集团中，未必能挑出几个够资格的人。

再说徐泰时又不是没有退路。

倘或朱翊钧现在一下旨，徐泰时大可以上疏乞骸骨，撂了太仆寺的摊子，回苏州老家继续建他徐家的园林去。

人家的主业是晚明有名的建筑家兼园林设计师，当不当官都不影响他成为苏州名园的建造者。

说不定当了官还觉得自己受了委屈，才智难伸呢。

因此朱翊钧当然不会把希望寄托在徐泰时身上。

“本”不是徐泰时，治了徐泰时也对马政无益，还不如太平些省省力气。

按照崇祯皇帝的经历来看，官僚集团是有反弹作用力的。

皇帝往下颁布的每一个政策都会被官僚集团成功反击回来，最终受害者不是转嫁给朝廷，就是转移到百姓头上。

所以李自成后来造反的时候在檄文中就十分同情地评价崇祯皇帝道，“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意思就是，皇上其实并没有多坏，却总是被包藏私心的臣僚们蒙蔽着，因此天下百姓才以为皇上像隋炀帝与汉桓帝。

推己及人，朱翊钧虽然没有乾纲独断的性子，但也并不想当一个时刻被反贼深深同情着的皇帝，

“马政吸食的是百姓的血肉，朕不过是少了几匹马，百姓却是有倾家荡产、卖儿鬻女之忧。”

“既然太仆寺的运转用的是百姓上缴的俵银，那理应由百姓来监督太仆寺的收支出入。”

太阳渐渐沉了下去，殿内的光线也一点一点地黯淡了下来。

皇帝的脸从昏黄惨淡的阴阳交界处摆脱出来，变成一种肃穆得近似于朝奉祖先的表情，

“太祖皇帝当年颁布的《大诰》中，不就有一条‘民拿害民官吏’例吗？”

以明朝历代帝王的经历来看，和朱翊钧一样当过“老百姓”及“普通人”的只有朱元璋。

朱元璋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于某种程度上和朱翊钧是相通的。

朱元璋也认为真正能阻挡官僚逐利洪流的只有老百姓，因为官僚收益的源头正是民脂民膏，所以只要民众能保护好自身的血汗，官僚集团便无处入手。

朱元璋看出了这一点，他也寄希望于人民。

因此朱元璋在建国之处就颁布了法律地位和量刑程度都远重于《大明律》的《大诰》。

其中特别针对害民酷吏设置了许多“群众监督政策”，规定百姓有权力将害民的基层官吏绑缚进京，交予皇帝处置。

换句话说，“群众监督”也可算得上是一项朱元璋当年精心布排的“大明祖制”。

现代老百姓朱翊钧为了发布自己构想中的“群众监督政策”，不惜拖出朱元璋的“群众监督政策”作投路石。

张诚回道，

“太祖爷用心当真艰深。”

张诚只说了那么一句，接下去就不敢在这个话题上多张嘴了，

“皇爷若是举棋不定，不如先将马政的事放一放，这辽东呈来的奏疏……”

朱翊钧却不肯放过他，

“朕是想恢复太祖皇帝定下的祖制，如何在你看来便是举棋不定？”

张诚张了张口，道，

“太祖爷虽有祖训，但《大诰》早就在建文……庶人主政时就被废除了。”

“后来成祖爷为维护祖训起兵，即使恢复了《大诰》，但在永乐十九年时也下旨说要一律依《大明律》拟罪，不许刻意罗织从重从严。”

“仁宗爷即位后更是以军民动辄绑缚凌辱文武官为有伤大体，下令只许被害之人赴合上司陈告，不许擅自绑缚，违者治罪。”

张诚罗列完朱元璋之后三位大明天子对《大诰》的实际态度就不吭声了。

事实上他也不需要吭声了，事实胜于雄辩，朱元璋生前最看重、最宠爱的两个嫡亲孙子在即位之后均不约而同地第一时间废除了《大诰》，足可见《大诰》在统治集团内部并不受待见。

张诚虽然不敢把话说得太直白，但他的逻辑很明晰的。

明太祖特别赋予了百姓群众监督的权利，也担心子孙后代废除他的良法，还专门写了《皇明祖训》来预防，却不想后头那三位皇帝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兜了一个巨大的圈子，又回到了红巾军起义前的历史起点。

反正遵守祖训是凭良心的事，子孙硬不去理他，硬要去废除他定下的法度，朱元璋也不能从明孝陵里爬出来教训他们。

但是换个角度讲，能让子孙后代昧着良心也要废除的法律，它的可行性和合理性想来也不大甚高。

倘或撇去因“靖难”旗号而不得不将“祖制”奉为圭臬的明成祖，建文帝和明仁宗共同选择为官僚集团撑腰，想来也是为了维护帝王之尊，而非是想为虎作伥。

帝国体制下，官僚集团总喜欢将皇帝的个人利益与自身的集团利益相绑架，以致于皇帝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有时候并不能完全一致，这的确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

“难怪海瑞生前提及恢复祖制时，众臣议论纷纷，太祖皇帝仁德爱民，后世却反道其残暴酷虐，想来这也是大臣们的说法。”

朱翊钧开口道，

“他们污蔑太祖皇帝，实际就是不愿见到百姓能有权利去监督他们，这和他们后来对付海瑞是一样的道理。”

张诚道，

“百姓也不全是好的，就是太祖皇帝在时，也有刁民倚仗‘民拿害民官吏’例侮慢官长，借机横吃横喝，敲诈勒索，甚至在拿获贪官污吏后私作交易。”

朱翊钧回道，

“官吏才要分清官和贪官，百姓就是百姓，何必要分出好坏？”

“世上之人无有十全十美者，倘或一个国家非要百姓十全十美才能获得他们应有的权利，那这个国家奉行的就是不折不扣的‘恶政’。”

皇帝说着，一面拿起张诚方才搁在御桌上的奏疏，一面认真道，

“要百姓监督，只靠邸报让百姓知晓衙门的收支明细是不行的，必须得要让百姓有权投票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