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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
中书舍人捧来一叠公文:“李相,引黄已部核对,与奏章正文无误。”
“晓得了,放下吧。”李邦彦打着哈欠说。
引黄即奏章的内容摘要,这玩意儿在唐代就有了,把字写于黄纸贴在正文前,皇帝或宰相扫一眼便明白。
明代中后期的内阁,就连引黄之权,都一股脑儿抢到手。
如今却是让通政院贴引黄,隶属于内阁的中书科进行核对。中书舍人核对无误,再附上自己的意见,交给内阁大臣进行处理。
普通公文,阁臣直接看内容摘要,就能迅速给出例行批示。
相对重要或特殊的公务,阁臣才会仔细阅读文。
李邦彦如今分管文化宗教,并非文教工作他一言堂,而是侧重于这个方面,相关奏章偶尔也会送到其他阁臣手中。
昨晚嗨皮到半夜,今日着实有点犯困,李邦彦到内阁还睡了一会儿。
好在中书舍人提供了参考意见,李邦彦感觉没问题,就迅速写成敕牒与劄子。
敕牒本是中书门下省草拟的文书,进奏给皇帝写一个敕字,再由政事堂出碟进行公布。
劄子就是札子,是官员向皇帝进言,或者属官向上官进言的一种文书。
这两样东西,在宋初得到规范化,随着皇权日渐增强,到北宋末年的时候,其实已经非常类似“票拟”。而皇帝写的那个“敕”字,则跟批红差不多味道。
只不过,宋代皇帝在大部分时候,都只习惯性写个“敕”字,按照宰相的决策原封不动执行。
这样一来,皇帝既把最终决策权握在手里,自己又不必太劳累,出了问题还能甩锅给宰相。
别看朱氏父子把中书门下省变成内阁,其实很多东西都差不多。
官员们依旧习惯用旧名字,把“票拟”叫做“敕牒”,把“批红”喊做“批敕”。
就连首辅都没人叫,首辅唤作“首相”,次辅唤作“次相”,普通阁臣唤作“辅相”。
既然如此,朱国祥便顺着众意,确定敕牒、批敕、首相、次相、辅相为官方称谓。
叫什么无所谓,关键是要统一。
宋代不但官职种类繁多,公文名称也五花八门。同样一种公文,它可能有四五种叫法,这让后世刚入门的历史研究者极为头疼。
朱国祥和朱铭商量之后,对公文名称、格式等等,进行了严格的统一。
不但如此,日常公文在确定格式之后,还专门雕版印刷常用文字,官员只需把内容填在相关位置即可。
之所以不用活字印刷,是因为需要反复大量印刷,而且印刷内容也不复杂,这种情况下雕版远比活字好用。
这一系列操作,让办公效率极大提高!
风风火火处理完一堆公务,李邦彦终于能趴下休息。
他把中书舍人叫来,送去首相或次相那边。
首相、次相没有具体的分管方向,但辅相处理好的公务,需要交给他们再次审定。若有异议,便附上自己的意见,打回去让辅相考虑一下。
双方意见如果难以调和,就召集所有阁臣商讨。
若连阁臣众议都难以表决,那便只能送去交给皇帝定夺了。
唉,新朝的宰相真不好玩。
李邦彦有些怀念旧宋时光,那时的宰相如果想轻松些,可以随身携带几十个官吏做秘书。琐事部交给秘书处理,自己在大事上把控方向即可。
哪像现在,忙得不可开交。
虽然也有中书舍人做秘书,但需要自己亲自动手的事情变多了啊。
每天上班就跟坐牢一样,只有下班时间才属于自己。
李邦彦现在日日宴饮,一下班就飞奔回家,他家里养着顶级的厨子和戏班子。叫来许多同僚或下属,有时还会邀请没做官的士子,尽情玩乐嗨皮直到半夜才散场。
李邦彦感觉自己好累,时间都被办公和玩乐挤满了,竟没有精力去搞剧本创作。
即便到了节假日,他也是拉着圆社社员,跑去郊外球场踢足球玩。
正趴在办公桌上补觉呢,一个中书舍人跑进来,欣喜喊道:“李相,前线大捷,前线大捷!”
李邦彦迷迷糊糊醒来,带着三分起床气,皱眉恼怒道:“何事扰我休息?”
中书舍人说:“前线大捷,斩俘西夏兵十余万!”
李邦彦猛地站起,摩拳擦掌走来走去,边走边说:“果真是大捷,大明新朝武德充沛,岂是那弱宋能比的?俺要写一出杂剧,颂扬我大明之武德!”
既然要写剧本,就须了解详细战报。
李邦彦快步走出自己的办公室,却见其他阁臣也到了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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