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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要分配大理寺审案的任务,也当是由皇帝将圣旨下达给自己,而后由自己分配给少卿余讽才是,而不是由皇帝直接分配给余讽下达圣旨。
要是再过一段时间,皇帝且不要将所有要案重案都交给他了?
周书礼吃醋一般地站在殿中,躬身说道:“启奏皇上,原榆林都转运盐使李哲,供以他状,牵扯盐道官吏数人,臣恳请皇上缓之极刑,待查明他案之后,再酌情定罪!”
皇帝刘塬冷笑一声说道:“据实供罪,乃是本责。事发而不述,以此为胁,妄求活命!此该罪加一等!”
皇帝刘塬一说完,吏部天官程管炜从班列里走了出来。
“臣吏部尚书程管炜,有事请奏。”
“奏来吧!”
程管炜说道:“官吏之腐,贪者为多。以国法严惩,其知必死,必藏匿余银、包庇他犯。此国库之损也。望皇上宽仁以待,待其供之全罪,缴之贪墨足额,可降罪一等免其一死,可为国库挽减。”
皇帝刘塬犹豫了一下。
他也心疼国库那点收入。
正此时,工部尚书袁魁来到殿中,他恭身说道:“皇上圣明!若知其犯之全罪,又何必其供?若不知其全罪,又何知其所以供?若以此为免死罪,贪官报侥幸之心,当为之效法,即知不死,如何不贪?至始,贪赃之官吏使之不尽也!”
在众臣工的眼中,袁魁现在就是在看热闹不嫌事大。
那些贪官、奸臣狡猾得很,要不然咬死了不说,要不然就是供述一些无关紧要之事,总之不问不供,看到证据之后才说那么一点。
反腐工作已经很难进行了,更别说追缴脏款了,若是再要杀了人家,牵连宗族,那更是拿不回款项了。
袁魁会这么说是因为他是汉国第一清官。
汉国第一肥缺就是工部尚书,而袁魁却过得一贫如洗,每日就是淡饭,连清茶都舍不得喝那么几口。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油腻的饮食,所以用不着茶来清肠胃。
袁魁自视清官,自然觉得自己能做到,别人当然也能做到,于是便说了这样的话出来。
这让刘塬有些为难,因为就袁魁的话来说,他是真没说错。
皇帝刘塬犹豫着说:“袁爱卿所言甚是,只是……”
此时新上任的余讽突然说道:“可酌情而定。七品以下,贪、贿五十两以下者,去职、流徒。五十两以上者斩监侯,抄没家产,累及妻儿。若有举报他人之事者减等,抄没家产,但不累妻儿。”
刘塬认真地听着余讽的话。
余讽接着说:“七品及以上,贪赌百两以下者,革职流徒,百两以上者,斩监侯,抄没家产,累及妻儿。若举报他人事,有功则减等,抄没家产,不累妻子。千两以上者,斩立决,抄没本户及父兄家产,累及妻儿。若举报他人事有功,不累及父兄,妻儿同免,但亦斩监侯。”
余讽所说的大意是,贪官犯罪,量大者必定要累及妻儿父兄,因为那里才是藏脏的主要通道。数量少的要可不累及,但数量多的,就必须要如此了。
虽然有时也会牵连到无辜之人,但大部份的“父兄妻儿”并不无辜,他们多少是知道犯官是怎么一回事,就是没有举报。
这样也会做成一个效果,那就是,有些人为了不被牵连,就会去举报,从而减少大理寺的工作强度。
同时也加大了贪官财产转移的难度。
所以,最佳的监督者并不是监察部门,而是自己的家人,其中也包括小三。
刘塬点头说道:“余爱卿可拟以章程呈报中书参议,内阁拟条后朕即刻御批下旨。”
“臣尊旨!”余讽应了一声便退了下去。
周书礼却还有疑问,他弱弱地问道:“臣询之。李哲事……”
刘塬没等周书礼说完,便大声地说道:“供之全罪乃是其责,若能举报他人之事,免其父兄之累。若不能,仍斩监侯并累其父兄、妻族!此望众臣工以此为鉴,莫做此等犯罪之事!”
程管炜仍不死心,他奏道:“皇上!因银两事而累其族,此不妥也!惜,豪杰朱世安为减其罪举报公孙敬声,而有巫蛊之祸始。唐婿房遗爱为减其罪而污曲李恪,至其冤死。以举报为免,此取祸之道也!”
程管炜话一说完,那袁魁却马上反问道:“敢问程天官,公孙敬声有罪否?”
“这……”
见得程管炜一时无言,袁魁又道:“举报非是定罪,是非属实自有大理寺、刑部等证其言、公其行。皇上圣明,仁孝治世,贤名远播,非楚尊老昏无用,亦无齐君奢靡之炀,有何可忧之?唐之往事,此兄弟阋墙之始,权臣长孙世家不可制所以为祸,非是举报之罪过也,何言不可行?”
袁魁虽说是个大清官,但他毕竟还是五皇子的人,他这句话就是在指桑骂槐。
说是兄弟阋墙,实则直指与太子争嫡的大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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