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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宋史的朋友一定对神宗年间的新旧两党之争并不陌生,而关于‘变法’也是像《新宋》、《宰执天下》这样的大神之书绕不过去的话题,定要大书特书一番!

而关于神、哲二宗年间的那些文臣名吏,诸如:王安石、司马光、蔡京、章惇、苏轼等等,肯定也是笔下主角们定要接触一番的风流人物。

当然,这只能是作者们的一番臆想,因为‘穿越’是不存在的。

因为‘变法’,新旧两党之争变得空前激烈,彼此不能相容。

而大胡子苏轼,却是新旧两党中的一枚‘奇葩’!

宋朝苏东坡居士在江北瓜州地方任职,和江南金山寺只一江之隔,他和金山寺的住持佛印禅师,经常谈禅论道。

一日,自觉修持有得,撰诗一首,派遣书僮过江,送给佛印禅师印证,诗云:

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

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

(注:八风是指吾人生活上所遇到的“称、讥、毁、誉、利、衰、苦、乐”等八种境界,能影响人之情绪,故形容为风。)

禅师从书僮手中接看之后,拿笔批了两个字,就叫书僮带回去。

苏东坡以为禅师一定会赞赏自己修行参禅的境界,急忙打开禅师之批示,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放屁”两字,不禁无名火起,于是乘船过江找禅师理论。

船快到金山寺时,佛印禅师早站在江边等待苏东坡,苏东坡一见禅师就气呼呼的说:“禅师!我们是至交道友,我的诗,我的修行,你不赞赏也就罢了,怎可骂人呢?”

禅师若无其事的说:“骂你什么呀?”

苏东坡把诗上批的“放屁”字拿给禅师看。

禅师呵呵大笑说:“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

苏东坡惭愧不已。

很显然,苏东坡并未达到他所说的那种:‘八风吹不动’的境界。

修行,不是靠嘴上说说,行到才是功夫。

不过,苏东坡能做出这样的诗,本身就意味着,他的心态要优于常人。

苏东坡一生数次被贬,却心态没有崩,没有像韩愈那样‘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巨大心理落差,而是仍能苦中作乐。

1079年3月,神宗重用王安石变法。

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在自己上书的诗文中‘大发牢骚’,被抓入御史府,史称‘乌台诗案’。

不过幸好宋有刑不上士大夫之说,所以一百多天以后,苏东坡被无罪释放,被贬到胡北黄州(今HG市)。

黄州好呀,长江边,赤壁旁。

我赏大江,观海棠,做《赤壁赋》,黄州猪肉便宜,口感劲道,我做东坡肉吃。

后来旧党重新掌权,苏轼重新被启用,但他在黄州时,也看到变法对人们的一些好处,所以他觉得,可以变法,但不能像王安石那样‘急功近利’的变法,应该慢慢来。

他对司马光掌权后全力打压、否定新党的做派‘颇不以为然’,认为‘变法’还是有可取之处的,于是又上书参了司马光一本。

结果就是苏轼既不能容纳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于是又被贬到了杭州。

杭州好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人杰地灵,风景优美。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到了杭州我赏西湖,论禅机,修河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白居易。

在到后来(1093年),新党重新掌权,苏轼被贬到广东惠州。

惠州好呀,气候温润,一年四季瓜果不断。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到了惠州,我泡温泉,吃荔枝。

再后来,好友章惇执政,苏东坡被贬到海南。

海南,呃,海南当时还不是现在,没有三亚,没有蜈支洲岛,没有天涯海角,没有滨海沙滩,那在宋朝就是个流放犯人的地方。

地处边陲、荒僻湿热、人烟稀少、闭塞落后,在刑法上仅次于满门抄斩,这你总不能在苦中作乐了吧?

可苏轼还是心态很好(当然,也可能是强装的),跟家人处理好了后世,在海南劝农桑,教学生,做海鲜吃,也算是自得其乐。

直到徽宗继位,大赦天下,苏轼才回到常州终老。

因为前文里讲过,苏轼他并没有真的‘破执’,达到那种‘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的境界,所以有时候发发牢骚还是免不了的。

所以才有被贬黄州时画的那幅‘倒霉’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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