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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凸山抗日独立旅少将旅长刘汉英久久地伫立于舒霍埠西南茶山的坡上，目光掠越茶林的梢尖，落在山坳里乌龙集南边的栗竹坝上。

栗竹坝是第七十九大队开辟的一块训练场地。眼下，栗竹坝东头的那片打谷场上，正在进行着一场无声的、惨烈的搏斗——七十九大队的官兵正在操练拼刺。

刘汉英已经在这里观看很长时间了。他的身后跟着参谋长左文录和几个参谋人员。他们这一次观看部队训练，既不是巡视，也不是检阅，而是悄悄地来，悄悄地看，很有一些神秘色彩。

刘汉英此时的心情真是复杂极了，尽管这是一个风和日丽阳光明媚的春天的上午。七十九大队的枪刺在阳光下熠熠闪烁，如同一片银色的森林，灼痛了他的眼睛。他刚刚收到一份电报，上峰要把原第七十九军残部七十九大队扩编为新编第七十九团。这份电报不仅使刘汉英无比震惊，也使他大惑不解。他仿佛看见了那个身居军委会高位的陈上将拍案而起，正在声色俱厉地呵斥他的顶头上司蒋文肇——“交出东条山事变的责任者！枪毙凶手！”

而他刘汉英恰巧是制造东条山事变的直接责任者之一。更何况东条山事变留下的祸根还埋在他的身边呢。对于刘汉英来说，那段历史将永远是清晰的。如今站在舒霍埠的茶山上，那种浓烈的血腥味仍然一阵一阵地呛着他的鼻窦……

所谓的东条山事变，就发生在两年前的面抗战爆发初期。

是年五月，日军以四千人众并调集伪满洲国四万兵力大举进攻中原东条山，驻守东条山的中国各路诸侯的军队有二十余万，由于作战准备不充分，加之互相推诿依赖，致使损失惨重，兵败如山倒，十多万军队奉命撤退至淠河以东。当时刘汉英是蒋文肇新六军方阜阳师里的一名团长，自然也在溃退之列。于是乎，整个东条山一线的中国军队只有非嫡系的杂牌军第七十九军坚守阵地，与敌血战一场然后转入敌后，凭借险峰峻岭与敌周旋，开辟了以源济、沁丰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源沁抗日根据地的建立，直接威胁日军的两大据点——安丰和长水，并且拊通阳之敌侧背，因此日军势必要摧毁该地区的抗日力量，自这年九月初起，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严密“扫荡”。

在“扫荡”初期，日军对七十九军采取了政治诱降，宣扬“不打中央军，专打八路军”，又宣扬“不打后娘养的武培梅，专打蒋介石的宠儿蒋文肇”，“七十九军要粮没粮，要钱没钱，除了卖命，一无所有”。

应该承认，日军对于七十九军的处境确实是清楚的。

七十九军本来是一支地方军阀部队，在蒋、冯、阎中原大战时，曾经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打过硬仗，尤其卖命，使蒋部损失惨重。虽然在抗战爆发后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的序列，但是蒋介石对于该军的猜忌始终有增无减，军饷长期短缺，武器多是内战中军阀所造，既土且笨。然而就是这样一支军队，在姑子关战役、郗口战役东条山战役中，屡屡首当其冲，凭借低劣的武器装备同日军血战。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支军队常常在紧要关头遭到出卖，最需要保障的时候没有保障，最需要援兵的时候没有援兵。两万多官兵经常饿着肚皮作战，大刀、石头乃至木棍都是武器，其惨烈之状，连刘汉英这样的蒋门嫡系都不禁为之动容。

侵华日军见诱降不成，恼羞成怒，于当年九月二十七日调集三万多兵力，分成十四路向七十九军驻地实施梳篦式“扫荡”，军长武培梅中将率军部和一师三个团仅三千余人浴血突围，一场鏖战下来，只剩下一千七八百人。而此时为了保障蒋文肇部队的转移，长官部不仅没有对九死一生的七十九军残部采取保护措施，反而命令他们重返火线。

血战三天水米未沾的七十九军官兵此时彻底心寒齿冷了，武培梅决意抗命撤退，当场将蒋文肇部一二一团团长转送的命令撕得粉碎，挥泪率部开拔。

岂料此时一二一团已经奉命堵住了七十九军的退路，竟然在山头架起机关枪督战。

武培梅雷霆震怒，喝一声：“挡我者亡！”然后亲自抱起一挺机关枪，身先士卒冲了上去。置于死地而后生，哀兵之战势不可当，前来堵截的一二一团遭到武培梅残部的毁灭性打击，迅速崩溃。可是武培梅哪里知道，当他率领不到一千人的队伍冲过一二一团的堵截线之后，还没有等他吐出一口长气，蒋文肇指挥的七个整团将近一万人，声称奉命围剿叛军，已经将他们包围得水泄不通了。不用怎么费劲，最高长官就轻巧地报了中原大战的一箭之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