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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四大教派虽然各有自己的传统领地,但都在整个藏人区广建寺庙,因此,格流派的寺庙往往混杂在一起,给各流派的纷争埋下种子。
乌斯藏是大明土地上少有的政教合一的地区,其宗教纠纷也与地方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蒙元开始,统治乌斯藏的首领是来自山南地区桑日县的帕木竹家族,首领被赐封为“大司徒”,大明建国后,洪武帝赐封为“兰花王”。
后来政权被当地的朗氏家族继承,以乃东县为统治中心,主要活动在前藏地区,也就是拉萨。
随着帕木竹政权逐渐,各地方首脑渐渐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成尾大不掉之势,这些地方首脑的职务,沦为终身制,后来又称为世袭制。
后来,帕木竹政权的外戚格氏家族逐渐取得对地方的控制,建立了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实质上的政权,藏人称之为“仁布巴”,大明朝廷也予以认可,嘉庆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仁布巴的家臣辛厦巴才旦起兵反叛,辛厦巴家族控制了乌斯藏地方政权,首领称“第斯藏巴汗”。
大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3年),继任者彭措南嘉控制了阿里地区,这一地区的许多小国都被占领,除古格王朝外,整个乌斯藏基本上为辛夏巴家族所控制。
但辛厦巴家族崇尚噶举派(白教),极端仇视格鲁派(黄教),仇视格鲁派给藏传佛教带来的革命性大洗牌,因此,常常武力威胁格鲁派。
大明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8年),彭措南嘉武力占领色拉寺和哲蚌寺,屠杀、驱赶寺中格鲁派僧人,破坏庙宇、建筑,并随后正式建立以日喀则为中心的乌斯藏地方政权,成为继帕木竹巴、仁布巴之后又一世俗的乌斯藏贵族政权,彭措南嘉自称藏巴汗。
大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丹迥旺波继任藏巴汗,依然仇视格鲁派,达赖四世去世后,丹迥旺波不让他转世,企图消灭哲蚌寺。
大明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格鲁派在蒙古和硕特部的帮助下,企图收复色拉寺与哲蚌寺,双方经过激烈的武装斗争,最终丹迥旺波获胜,但为了防止敌人依据城堡与自己继续战斗,他下令,在他的统治区,除日喀则等十四城外,拆毁所有的大小城堡。
辛厦巴家族武力建立乌斯藏地方政权,统一了乌斯藏,统一了度量衡,促进了乌斯藏地区经济的发展,但战争本身,又使乌斯藏本来就稀缺的人口急剧减少,到沐启元进军乌斯藏的时候,整个乌斯藏人口中藏民还不到五十万。
丹迥旺波毁城后,将人口集中到有限的十四个城堡中,促进了藏人、蒙人和汉人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但汉人勤劳简朴、勤于思考、善于经营的个性,使他们能迅速聚敛财物,这就遭到占人口绝对多数的藏人与蒙人嫉妒与眼红,这也是乌斯藏、朵甘地区发生针对汉人暴乱的直接导火索。
但是丹迥旺波的毁城行为,也为明军迅速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如果藏民分散在各地,在高山与大河密布的乌斯藏,明军就是追着打,也是费时颇多。
刘臻羽的五十五师行军速度并不快,雅鲁藏布江和雅鲁藏布大峡谷就阻在行军的路上,若是旅游到此,这些绝美的素材,就是拍出图片,也能吸引一大批驴友的眼球。
刘臻羽作为先锋,面对高山、大河、峡谷,他根本无法承担遇山开道、遇水搭桥的重任,他只能尽量拓宽行军路线,寻找能穿过这块土地的路径。
好在乌斯藏早就进入农耕社会,藏人在这些高山、大河、峡谷上修建了铁索桥,大约两百年前,白教就有一位名叫汤东杰布的高僧,以善于修建铁索桥闻名,大概相当于桥梁设计师。
行军速度慢,大军又无法隐蔽,刘臻羽也没办法,他只能命令士兵,将遇到的零星藏民全部杀掉,尽量封锁大军入藏的讯息,至于能做到什么程度,他就没法控制了。
工布城在乌斯藏的东南,雅鲁藏布江的北岸,背靠雅鲁藏布江,平均海拔只有三千米,比云南也高不了多少,由于水源充足,海拔相对较低,十分适合农业生产,被称为“乌斯藏的江南”。
刘臻羽到达工布城的时候,在距离东城门的地方驻扎下来。最为前军,他既承担为后军开路的责任,又有攻城的实力,毕竟一万多全部配备燧发枪的士兵,在藏人区绝不是一支可以忽略的军事力量。
根据侦讯的回报,乌斯藏地区的主要军事力量,一是丹迥旺波亲自训练的八支精锐部队,每支军队约有三千人,由丹迥旺波亲自指挥;二是在各地守城的地方军,战斗力相对要弱得多;三是蒙古和硕特部的军队,数量不详。
蒙古人亦民亦兵,随时可以将壮丁武装起来,战斗力不亚于正规军,但他们刚刚败给了丹迥旺波,想来战斗力也不会强到那里去,这里毕竟不是可以纵马奔腾的大草原,高山与河流将乌斯藏切分成无数的小块,蒙古骑兵根本无法发挥速度优势。
刘臻羽本来打算等沐起元大军到达之后,才开始攻城,毕竟他的士兵人数少,只有万余士兵,难以完成围城的战略目标,但工布的藏兵却没有给他等待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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