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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给了匈奴人趁虚入侵的机会。
严授、贾逵、裴徽、乐详等府中大吏、掾史,在商议过后,都认为应该增加驻兵,加强西北边境的城邑防务,一面加固城墙、修建烽燧,一面远派斥候、训练民众,以防范西河郡境内的匈奴人对河东郡的入侵抄掠。
徐琨、杨丰、阎兴等武将,则认为于夫罗这伙匈奴从太原进入西河,人马疲困、粮草不济,又轻启边衅,应该予以重惩,提出踊跃用兵、御敌于外的策略,想要发动大军,消灭于夫罗这一伙流亡在外的匈奴人马。
于是,在郡府大堂上,“慎战派”的文吏与“勇战派”将校就多了一场激烈地辩论。
严授认为河东今岁的用兵数量、规模已经超过原本的预计,在河内、河南、河东、弘农多地的鏖战,以及战后的抚恤赈济,所关涉到的各项粮谷财帛的支出,已经使得河东的府库入不敷出,需得损来岁之有余,补今岁之不足,才能够勉强补上这几场战役带来的巨大物资、人力消耗。
这还是建立在来岁不会再出现今岁这般大灾年的条件下。
而劳军远征,进入西河郡内,去消灭于夫罗这一支匈奴人对于眼下的河东郡而言,毫无益处。
在人口上,如狼如豺的匈奴人不能够为自己所用,想要诛灭则会耗费粮秣辎重,折损人马,任由逃窜则难免会被其卷土重来、试图报复。
在土地上,废弃的西河等郡,就算短时内收复了,可没有后续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支援,也无法长远守住。
至于巩固领地的措施,如果只在距离河东腹地遥远的边地上,屯驻兵马,而不迁徙民众大规模屯田聚谷、筑城掘井,那这种长途粮草转运,绝不是三河之地的仓禀、民役可以承担的。
如果是实行筑城屯田、徙民实边的策略,那都是需要倾一国之力才能够办到的事情。以目前河东以及不久前取得的河内、河南地的处境,吸纳流民、充实人口还唯恐不够,又哪里有多余的人力物力去收复失土、开垦河套。
更何况,劳师远征的结果,更多的是无功而返,亦或是大败而归,匈奴人虽然虚弱,但也不是愚昧木讷、任由河东兵马屠杀的草人,他们也会战斗、也会远遁,如果不能够一举击破匈奴人,那么这一遭的远征,不仅是徒劳无功,还会严重影响到了河东边境的安全和后续的军政。
所以按照量入计出、宽政料民的原则,严授希望阎行能够量力而行,选择稳妥实际的增兵驻防,而不是冒险地劳师远征,那对于河东而言,并非稳妥上佳之策。
相比起严授等人的顾虑重重,将校们则没有诸多束手束脚的考虑。其中以徐琨最为激进,他坚持认为今岁大饥,匈奴人也遭受了严重的蝗灾、旱灾,已经是强弩之末,若是贪图一时的安逸稳妥,不抓住战机,趁机将他们一举平定,那么恢复过来元气的匈奴人就会不断入侵骚扰河东境内。
匈奴人劲弓快马,奔击袭扰,到时候,河东的北境屡屡烽燧告急,得分出多少人力物力去防备这些趁虚而入的饿狼,又哪里还有心思精力去图谋西面的关中,经营东面的河内、河南地呢。
当然,在徐琨的心中,也有着自己的一番私心。他投奔阎行之后,急于在河东军中站稳脚跟,尔后出掌兵马,因此一直踊跃用兵,可惜不管是还定河东、西河拒敌,还是在攻取河内、击败弘农的多场大战中,因为阎行麾下已经有了甘陵、徐晃、曹鸢、翟郝、魏铉等一众将领,故而徐琨远远还捞不到大功,距离出掌兵马的目标也还远着呢。
眼下连赵鸿都能够担任盐铁都尉,协助郡丞严授掌控官营河东盐铁,还统率有五百盐铁吏卒,而自己一个奉义校尉,却只能够在临战时获得统兵之权,战后即如同白身一般,供列于幕府麾下,当一个有名无实的校尉而已。
这种情况,徐琨如何能够忍受。因此他急于击败当下自己的这种处境。
而远征匈奴人,则是自己最容易抓住的一个机会。
故此,徐琨比起其他将校,还要更加积极踊跃三分。
对于大堂上的文武异议,高踞上首的阎行倒是迟迟没有表态,而是暂时停止了这场争议,宣布此事容后再议。
阎行隐晦不明的态度,让据理力谏的严授心中急躁,河东从最初的推行屯田、大兴水利,到了今下的政通人和、百废俱兴,都浸透了入河东以来宵衣旰食的严授一番心血。
严授可不想河东的一番基业,因为这些将领的好战、危战而毁于一旦,他还想再行劝谏,可是阎行已经起身转入侧室,这让他无言倾诉,只能够气愤地当先走出了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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