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弭兵和谈,乃至进一步的结盟,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双方必须有相同的利益,最不济,双方的利益也得有互补性。
所以戏志才认为,既然先前“边谈边拉,边打边谈”的策略在随着袁绍的强势介入后,已经无法解决关东的困境,甚至连拖延、维持关东的当下局面都很难办到,那就不如放弃之前的“战”,选择眼下的“和”。
而与曹操“和”,远比与袁绍“和”来得要有把握。
袁绍和阎行争的是河内郡,可让出了河内郡,则河东、河南两郡就有朝夕受敌之忧,阎行必然会寸土不让。
双方的利益上从根本就是相违背的,在赤裸裸的实力和利益面前,河东想要和袁绍“和”,那只能是“求和”,可阎行又不愿意退出河内郡,那这场遣使“求和”注定是比登天还难。
但曹操和阎行争的是天子,或者说本质上是争夺汉室的“名与器”,双方既然没有涉及切身利益的辖地之争,那在瓜分“名与器”的“议和”上,就还存在可以商榷转圜的余地。
翟郝出击袭击了曹军的运粮车队,曹军随后又攻占了荥阳、敖仓两座重要城池,这一来一往,明显还是阎行一方处在劣势。
但因为曹操投鼠忌器,害怕将河东上下逼急了,阎行效仿董卓两败俱伤的手段,鸩杀天子、迁徙朝廷,所以曹军虽然占着明面上的优势,却没有急着攻打虎牢关。
王必也依然留在雒阳城,做着奉迎天子的最后努力。
此时早点与兖州的曹操议和,在瓜分汉室的“名与器”上达成协议,那双方就可以各取所需,奉迎天子的曹军需要返回他们的兖、豫之地,巩固自己的州郡,而河东的兵马也就可以及时转向西面,专注于夺取关中。
与此同时,在用天子和兖州议和、退了曹军之后,共县—汲县一线见利进军的河北大军面对着河内的坚壁清野,无利可图之下也会渐渐把红眼睛转向奉迎了天子的盟友身上。
这就是身处雒阳城的戏志才殚精竭虑为阎行谋划的,相比起周良那残酷粗暴的手段,这个策略显然对河东的未来考虑得更加长远,也更加全面。
但阎行对戏志才的谋划,同样也存在疑虑。
阎行虽然承认戏志才这种“大逆不道”的观点,即对天子和朝廷的争夺,本质上是对汉室“名与器”的争夺。
而“名与器”都是为了在乱世争霸服务的,那在攸关全局安危的时候,代表着“名与器”重要部分的天子和朝廷,也是可以作为交换的筹码转让出去的。
可是,阎行怀疑戏志才对袁绍和曹操的判断。戏志才觉得,若是曹操得了天子、迎得了朝廷,那他首要之事就是要去择选一处可攻可守的战略要地作为新都,并以此作为核心,苦心经营,一心巩固兖州、豫州的地盘。
而见利起意、趁虚用兵的袁绍在见到自己的盟友奉迎天子退兵之后,也不会独力死磕河东这块硬石头,而是会将注意力转向已经攫取到最大利益的盟友身上。
这两个分别对袁、曹的判断本身没有错,但阎行顾虑的是戏志才谋划得太乐观了。
袁、曹和之前面对的白波、卫范、张济、张杨、李郭等敌人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对崛起的河东势力而言,都是具备长远战略并且拥有强大实力的乱世强敌。
或者说,最初的乱世群雄之争,逐渐走向了尾声。在阎行用武力淘汰了以上敌人的同时,袁绍、曹操也用各种手段,淘汰了韩馥、黑山、于毒、公孙瓒、黄巾、袁术、陶谦、张邈等一大批敌人,三家共同站在了这个乱世的顶端。
接下来,就会进入三家的巩固和吞并的时期。
戏志才对此,还缺乏一点前瞻性的认识。所以,他没有敏锐地意识到,奉迎了天子、达到了目的的曹操,虽然因为没有切身利益的冲突,不会再和河东鏖兵交战,却他却有可能利用天子和朝廷,重新收回瓜分给阎行的“名与器”,乃至在稳定迁都局面之后,翻面无情,将经营关中的阎行指为乱臣,让河东这股崛起的势力再次陷入到民心、舆论的不利局面。
鉴于天子对西凉军将校的仇恨,以及阎行不久前深陷舆论漩涡的切身感受,相信少年天子是乐见其成的。
而独力对峙、无利可图的河北大军会退兵罢战,也是过于低估河北的一干君臣的。关中的乱局是天下群雄都知道的,袁绍不一定就没有远见,他明知阎行要将主力转向西边,还会放弃屯兵边界,掣肘河东的机会吗?
难说,但阎行绝不会乐观地去低估敌人。
换句话说,对付困守一隅的公孙瓒、掣肘河东全力争夺关中、软硬兼施来攫取盟友曹操手中的利益,这对于地跨四州、实力雄厚的袁绍来说,并不是一项只能单选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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