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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力量虽雄厚,但主政官员意见分歧,力量根本凝聚不起来,湖南也面临着几乎同样的局面。而闽督孙道仁退出了与赣、皖、粤、湘四督的联盟,则是对国民党武力讨袁地最沉重的打击,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下,国民党已未战先乱。
5月30日,在拖延许久的情况下,上海审判厅不得不在宋案要犯缺席地情况下开庭审判。但开庭后原告代诉人高溯、金澜律师因宋案要犯赵、洪尚未到案。请求缓期开庭公判,并强烈要求上海厅强行拘传赵、程到案。而被告律师杨景斌也反对开庭审判,他宣称现任本审判庭成员末奉大总统、司法总长任命,不符合《临时约法》的规定,没有开审资格。山于原告、被告双方律师抗告,上海地方审判厅未经审案,不得不宣布退庭。
在此期间,曾与汪精卫一起谋刺过前清摄政王的黄复生(谋杀良弼也与此人有关)、参议员谢持、宋教仁秘书周予觉携带炸药和黄兴给的三千元由沪赴京。企图暗杀袁世凯。但周予觉在袁世凯侦探的追踪下自首,由他的妹妹周予傲出面,编造假供,谎称黄兴组织“血光团”,令其携款四万元赴京实行暗杀。
北京当局对所谓“血光团”暗杀案作了大肆渲染,作为对宋案的抵制措施。谢持也于三日后在北京住处被捕。但他作为为议员,搜查他的住宅又末获证据,经国会抗议不得不予以释放。谢随即逃离北京。袁世凯当然不会就此罢手,6月4日,他下令改组北京地方审、检两厅,加强了对司法机关地控制。新改组的司法机关当即向上海发出传票,传居住租界的黄兴到案对质。黄兴于次日不得不赴租界会审公廨表示愿意赴京对质。只因京厅证据不足,租界当局才未令黄兴到案。
黄兴的作法(无论是暗杀还是对质),当然无助于宋案的法律解决。宋案早已陷入了“公判不成,律师抗台。法庭冰风、政府抵制,不但事实不进行,连新闻都没有”的冷落局面,所谓法律解决,完全成了空谈。
至于国民党在国会内的斗争,同样没有任何成效。正当革命党人士气消沉,宋案法庭无能为力,国会瘫痪。谭人风调和失败之时,汪精卫、蔡元培于6月2日从欧洲回到上海,并立即和赵风昌取得联系(南北和谈时,正是此人居间调停),准备通过他去与袁世凯谈判,为南北调和进行最后的努力。
汪、蔡与赵拟定地调停地基本条件是:国民党方面,顾全大局。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宋案让赵秉钧出庭对质的主张自然消灭。罪名到洪述祖为止。同时孙、黄自行声明“对于正式选举及其他政要为正当之宣告”。而袁世凯方面,则是各省都督不得轻于发言。军人不得干预政治,且为四都督解释反抗中央之谣传,并申明在正式宪法出台前不予有所撤换,并请袁制止渲染嫁祸国民党地血光团案,停止票传黄兴等等。这些条件对袁世凯非常合适……
面对如此优厚的条件,很难说袁世凯不动心,但他地立场稍微有些和缓,上海发生的进攻制造局事件又刺激了他动武的决心,这最后一次的调解机会也失去了。这次事件是由参加辛亥革命地一些会党领袖发动的,其中有江苏都督府顾问、共进会副会长、铁血监视团发起人张尧卿,广东绿林改进团领袖柳人环,上海工党成员、铁血监视团成员韩恢等人,他们又去联络上海籍的工党领袖徐企文,利用徐熟悉上海情形的有利条件,出头组织。在策动起事的过程中,他们以黄兴、陈其美的名义来组织队伍,联络的对象主要是退伍军人、无业游民和驻守上海制造局的下级官兵。
对于他们地某些活动,早在5月初就有人向袁世凯报告,并由袁转告江苏都督程德全。5月26日袁世凯特意去电嘱程拿办张尧卿。黄兴、陈其美得悉张、柳等以他们的名义策动起事后,一方面阻止制造局中的国民党党员参与其事,一方面派黄郭赴宁直接向程德全报告,并知会制造局督理陈幌戒备。希望以此能撇开与国民党的干系。
程德全等等得到情报后,作了周密的布置,并派间谍打入起事者内部进行侦察,所有动向其实早已得知。5月31日凌晨1时,徐企文率领一百多人,打着“中华民国国民军”的旗帜进攻制造局,当即遭到有准备的阻击,徐企文被诱捕,起事者一哄而散。
这次事件大大刺激了袁世凯,他认为国民党的稳健派已控制不了激进派,认为非动手镇压不可。黄兴等人控制大局地努力,在他眼里只不过是区区缓兵之计而已。其实,黄兴等人地想法即使暂时能够实现,也无非是把急病变成慢性折磨罢了,他们又有什么办法抵抗袁世凯呢?他们一度寄于希望的通过法庭和国会来倒袁地斗争,在南北调和声中,已陷入了奄奄一息的地步……
为了稳住北疆,袁世凯虽然同意秦时竹拿下新疆,但在暗地里,他还是希望能牵制住越久越好,故而一方面着令秦时竹查办,另一方面又偷偷给杨增新去电,让他做好准备,只要拖延时间,让秦时竹拿不到确切证据,袁世凯就打算保住他。
对这点小伎俩,秦时竹压根就没有放在心上的,他早就准备好了武力夺取,只待袁世凯给的大义名分一到,他就要下手。此次派遣前去的既有监察局的人,也少不了得力的部队――李春福的骑1师。出发前,秦时竹给李春福面授机宜,授予他全权处理此事,让他尽管放手去做,出了问题自然有秦时竹兜着。
对于秦时竹的暗示,李春福心知肚明,出兵新疆,地域广袤,秦时竹要挑人肯定在骑兵部队里挑,但既然已内定马占山为外蒙古护军使,可见秦时竹把新疆护军使的位置留给自己了。李春福清楚的很,论起打仗,自己不如马占山或者孙烈臣两人,但是论起政治治理和稳重,自己倒是比这两人要强。征讨漠北,选自己为总指挥,可见秦时竹对自己的厚爱,此去新疆,自然还是以政治解决为主。为了帮助李春福熟悉新疆,秦时竹还特意把参加过伊犁起义的邓宝珊划拨到他帐下听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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