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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一家企业想要发展,一是高层的管理、创新与销售,二是基层的效率,成品率与质量,这样,一家企业则会有良好的前景……”
“大约是这样吧,不过高层管理不仅是管理,还包括决策与定位,其中定位乃是这所有因素中最重要的一环。比如说宜乐公司,它的定位就是代工,绒德克的定位,就是我手中十几个大IP所带来的衍生品价值,因此追求全面,各个方面的玩具都在研发,推于市场。然而其他的玩具公司若是像它们这么做,说不定弄不清楚主次,反而让公司产生了混乱。简单的,就像学生考大学,先分文理科,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定位。我在中学在班上还对其他学生说过一句话,你们到了考场,一定要冷静,然后先将会做的先行做出来,将这些分数先行抢到手,再做疑难的,再做不会做的。这也是一个定位。其他的企业不必完全仿佼宜乐,也仿佼不来,各个企业有各个企业的长处,有他们的短处,不可能完全一样地去经营。找出自己的长处,最大限度发挥它,避开自己的短处,这就是一家企业合理的定位。有了定位,才有了策划与决策,才有了管理与营销。”
李默一口气说完。
大约自己这段话传了出去,引起魔都政府高层的重视。毕竟魔都有也许多效益不好的企业,它们还都是国企,市政府想不管都不行,文书记才问了一问。
文书记思考了一下,又问:“你为什么从日本进口丝绸?”
虽然说这是人家的经营,可不是在糟蹋外汇吗?
李默早料到的,只要日本的丝绸运过来,上面必然会派人询问。
他将实际情况说了说。
“中国丝绸差?”
“看吧,最好的丝绸无疑是在日本,因为日本将资本向外转移,可能现在巴西丝绸也渐渐追上来了,中国的高端丝绸只与韩国差不多,但要比印度强一点。宜丽公司要生产高档服饰,只好选择了日本丝绸。而且短时间内,是休想用国产丝绸代替了,我不说别的,就说丝绸印花,我国依然用原始落后的工艺印染,但人家已经使用了电陶喷墨喷头技术。可我又让人打听了一下,即便是普通的喷头,我国也没有能力生产出来。只要稍稍先进的技术,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皆大的怕人。”
“触目惊心……”
“也无妨,我对中国人的勤奋与智慧一向能看好,主要是国家得找到国家的定位。农研委主任王泰山问我农民致富的良策,我说了一句,就这么一点可怜的地,一半还是贫瘠的土地,养活着这么多农民,将土地变出花,农民也富不了。其实也不要闭门造车地想,翻翻史书就知道了。”
“翻史书?”
“看宋朝,最高收入达到了一亿八千多万,这个数量有贯,斤、石、匹、两等,折合起来,大约在一亿五千万贯左右,正常一个国家,税务与GDP的比大约在1:7到1:8之间,考虑到古代税务制度不完善,又有许多免税户,宋朝大约在1:15和1:20左右,也就是宋朝的GDP已经达到了二十多亿贯,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一千多亿人民币,但人口整少了十几倍。”
也就是国家折腾到现在,也无限地将中国古代丑化,动不动封建时代多悲催,可是人均GDP还达不到人家的一半,甚至还不及人家的三分之一。
文书记边上的中年人也听出来了,他说:“不会吧。”
“不是我说的,你们随我来,”李默将他们带到书记,将宋史的食货志翻将出来,又翻出其他一些史料,一条条地对比着,至少宋朝一贯已经相当于现在购买力的五十块钱了,甚至还要多一点。不能以粮食计算,茶叶、盐、金银铜铁、布绢、猪牛羊,得将这些一起综合在一起,才是一贯真正的价值。
“相比于北宋,南宋虽然偏安一隅,但比北宋更富,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宋朝重视工商业,在这一亿八千多万中,两税所占的比例不过五千万,其中除了一匹绢价值高一点,余下的则是石与束,一石米价格在产米地不过三四百文钱,一石米不足两百文钱,一束草不过十几文钱。摊在老百姓身上,一个农民不过交了二十块钱的农业税。也就是现在我国的农民不及宋朝收入高,交的农业税还高了好几倍。”
“为什么古代有农民造反起义?”
“说得好,这也是王安石变法的原因,我将它分为三个群体,一是国家,二是权贵,三是普通人。宋朝虽然富,富的只是哪些权贵,普通人依然很贫困。权贵越有钱越免税,平民百姓越没钱,越摊派税务。宋朝的两税实际不多,可问题是还有各个官吏的变法苛剥,加上产量又少,于是在重压之下,有农民造反起义了。王安石变法的宗旨,就是想办法将权贵的利益拿出来,分于国家与平民百姓身上,因此遭到权贵强烈的反对,又因为执行不好,平民百姓也受到伤害,导致变法失败。也因为宋朝自始至终重视国家的收入,赈灾济贫做得及时,即便有造反起义,规模也没有大起来,官兵轻易地就镇压下去。但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各种商税,宅税,几大榷,王安石变法中的坊场河渡,以及朝廷的官办作坊坑矿,市舶司的收入,也就是宋朝近五分之四的收入是来自工商业。”
工业落后,商业不发达,国家如何能富得起来?
“可是我们国家很安定啊。”
“为什么留学生出国后,一大半跑掉了?”李默反问一句,他不会刻意评价前几十年的情况,也不能评价。
道理就是民不患贫而患寡不均,大家一起穷,国家又封闭起来,不让百姓认识到外面世界有多发达多先进,所以大家就像关在一个大井里的青蛙一般,以为生活就这样,所以一个个安份守己了。
但这样封闭,早晚得出大问题。
李默也猜出这个人的身份,大约是秘书,不然他不会插言,也不会问出一些尖锐的问题。
“放开的话,弄不好也成了古代,反反复复。”文书记沉吟道。
“没有想的那么可怕,若那样,美国都不会如此发达了。放开没有关系,主要做到尽量地公平,所有企业商业一起在公平的纳税,国家再用这些税务对平民百姓施以种种福利,自然就没有那么多可怕的矛盾发生。这一条,美国的一些政策就是最好的借鉴。以史为鉴,有人评价朱元璋,说朱元璋杀了很多人,实际上他杀的多是贪官污吏,对老百姓一直很不错的。他真正犯下的错误,不是杀了多少官员,而是没有替明朝制订完美的税务制度,实际明朝也富,远比清朝富得多。但因为财富更加不良化,这才导致了李自成起义,国家走向灭亡。”
文书记脸色郑重。
其实上面也知道这样继续下去肯定不行了,有的人想迅速放开,有的人则认为不能完全照搬资本主义那一套,有的人则认为我们吃了很多苦,几乎是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做子女的享一点福利算什么,有的人则认为我们必须要带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精神。
各方意见在冲突着,所以才有了后年那场闹剧,之所以说它是闹剧,可能有人用心是好的,但有没有想过,国家不安定,如何能好得起来?
但李默用宋朝的收入对比……可能对他父亲来说,只是惊疑,对文书记来说,这冲击太大了。敢情闹了几十年,竟然还达不到宋朝人均收入的一半,要知道宋朝是什么情况?技术落后,产量落后,一亩地一年收成只有两百来斤的年代。
然而李默也没有再说,其实说了这些,以他的身份,说得很多了。
他也不敢继续这个可怕的话题,于是将话头扭转回来,问:“李默,只要能合理的定位,企业就能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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